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flldmy的博客

 
 
 

日志

 
 

顾准的议会政治思想(一)  

2013-02-20 08:1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王思睿 何家栋 

李慎之说:“有了现在的《顾准文集》,它使人们在人家问起 20 世纪下半期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愧色的回答:‘我们有顾准。’”“我们有顾准”,不仅具有象征的意义,而且具有理论的意义。  

   顾准是 20 世纪中国思想家“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的象征,正如李慎之所言,当顾准表示中国的问题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自己面对“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时,他实际上“放弃的是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他在中国历史上专制恐怖统治登峰造极的时候,不屈不挠地坚持理论探索和反思,是历代先哲光荣传统的发扬光大者,不愧为时代的良心,“他给整个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挽回了荣誉”。  

   顾准不仅有破,而且有立,他是一位有建树的思想家。朱学勤说:顾准“穿透”了两大思想“要穴”:一是以法国 1789 年革命、1870 年起义、苏联 1917年革命为历史依据的近代意识形态,必须从头清理;与此同时,以 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1787 年美国立宪为标志的“另一股潮流”则应公正评价;二是马克思主义与法国革命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西方也有称法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来源,应该从头疏浚,非如此,难以清理“娜拉出走”的观念障碍。这两大思想“要穴”,可以说是近代意识形态与学术神话互为奥援的脏腑之地。“在上述清理过程中,顾准还收获了一些其他认识,大概只能算作他整个理论研究计划的副产品,但是今天读来也还是令人震惊。如波普尔证伪理论、库恩范式理论、雅斯贝斯轴心时期理论、西方哲学当代语言学转向等等”,“顾准近二十年前皆已点到。甚至连亨廷顿关于政党政治发育阶段的理论,……亦有触及。”“他那时不可能知道有哈贝玛斯,但是不知道哈贝玛斯,并未妨碍他认识到(市民社会)这一问题的重要。不知哈贝玛斯,也许还有助于他避免今人那种照抄哈贝玛斯的恶习,有助于他从这一问题中剥离出两种极富现实意义的发展前景来讨论:一是具有法权体系上层建筑改革的配套条件,这样的‘市民社会’才有可能同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转化;二是没有甚至拒绝法权体系、上层建筑的同步改革,‘市民社会’即使发生某种萌芽,也可能演变为畸型的‘民间社会’,如西班牙、意大利南部那样的黑社会。”  

   本文要讨论的是顾准的议会政治思想,他在议会民主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特殊意义与贡献。  

(一) 

   议会政治或称代议政治,是民主政治制度乃至现代文明主流的一个重要关节点。胡适曾说:“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20 世纪初的中国民主思想家和政治家,以梁启超和宋教仁为代表,曾经衷心地爱慕和热烈地追求过议会政治。胡适说:“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  

   在亨廷顿所谓世界民主化的第一次回潮(亨廷顿认为始于 1922 年,因为一战结束后增加了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一批民主国家,笔者认为按照中国的情况则可以提前至 1919 年)期间,中国思想家纷纷转向。  

   “信仰崇拜”议会政治的始作俑者梁启超,1920 年 3 月访欧归国后《在中国公学之演说》中说:“例如代议制,乃一大潮流,亦十九世纪唯一之宝物,各国皆趋此途,稍有成功,而中国独否。此何故?盖代议制在欧洲确为一种阶级,而在中国而无此可能性。盖必有贵族地主,方能立宪,以政权集中于少数贤人之手,以为交付于群众之过渡。如英国确有此种少数优秀之人,先由贵族扩至中产阶级,再扩至平民,以必有阶级始能次第下移,此少数人皆有自任心。日本亦然,以固有阶级之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至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同年 9 月,由他起草的《改造》发刊词,“为同人所确信”“揭橥以质诸国人”的主张中,第一条就是“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直到去世前两年,他在给女儿的信中仍“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民主”与“科学”的热情呼吁者,但是在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他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就波及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他说:“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议会政治是立宪政治的主体,陈独秀否定立宪政治,自然是包括议会政治在内的。到 1930 年代末、1940 年代初,陈独秀“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彻底否定了“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不幸十月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他确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但是,陈独秀仍然低估了代议制在民主体系中的核心作用,譬如他说:“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借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在这里,他根据已经习惯了的一种政治思维,仍然把议会政治视为一种“形式民主”。  

   胡适在 1935 年写过一篇《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文中写道:“二十多年的世界政治趋势,使人们对于政党政治的迷信减低了不少;在这个本来厌恶政党政治的国家,对政党的信用更减低了。我们可以预料在将来的中国宪政之下,政党的竞争必定不会很热闹的。试看这四年的国难之下,国家意识越增高,党派的意识就越降低,这不单是中国一国的现象,世界各国(包括德意志)的‘全国政府’的倾向也是有同样的意义。有远识的政治家应该抓住这种大趋势,公开的建立‘国家高于一切’的意识,造成全国家的,超党派的政治。”“况且孙中山先生的‘五
权宪政’,如果真能逐渐实行,也可以防止政党政治的流弊。依我个人的看法,五权宪法的精神是‘无党政治’的精神。”“所以,如果将来的宪政能够逐渐实行‘五权宪法’的精神,中国的宪政大可以不必重演政党纷争和分赃的老路。从一党的政治走上无党的政治,使政治制度在中国建立一个足为世界取法的特殊风范,这似乎是孙中山先生的本意,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吧?”在上述梁启超给女儿的信中,把“代议制和政党政治”相提并论,说明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没有政党政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议会政治。胡适否定政党政治,实际上就是抽掉了议会政治的精髓。  

   张君劢被称为“中国宪法之父”,他是《中华民国宪法》的主要起草者,也曾是《改造》杂志的重要成员。他在 1935 年撰写的《民主独裁以外之第三种政治》明确表示,议会政治“不适于今后之中国”。“我们目击英美德各国在一九二九年以降的情形,不能不深切觉悟到应在十九世纪议会政治以外,另外产生一种新政治”。这种新政治即“修正的民主政治”。他说:“今后立国之要义,……中国民主政治之一线光明,即在自由与权力平衡之中”。但是,他的平衡显然是偏向权力的。“法国革命以来,欧洲政局上似乎重自由而忽权力。如议会政治之下,各党林立,使政府不能安全;如人人有结社之自由,因而工人挟工会以联合罢工。此皆自由权利之过乎其度”。“欧战以后,或如俄之无产阶级专政,或如意大利法西斯之专政,或如德国一二年来根据总统大权命令励行节缩政策,或如英之联合内阁谋国内意见之一致,其间盖有一同一现象,是曰行政之敏活与权力之集中”。他的具体政策主张也是指向“权力之集中”的。例如,“牺牲党见以一心为国之精神”组织举国一致之政府,这种各党领袖一律参加之联合政府,不仅适用于目前时期,而且应持续至一二十年之久。又如,“抬高行政权之重要性,而以国民代表会议之立法辅助之”。国民代表会议的职权限于监督预算和议订法律,不得对政府行使不信任投票权。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形成后,张君劢积极推动战时宪政运动,在《宪法十讲》中提出“人权为宪政基本”,这时候,他已经不再提“修正民主”了。但他对议会政治的若干修正,仍体现在《中华民国宪法》之中,其流弊一直影响到现今的台湾政治生态。  

   1940 年代中后期,议会政治的理念与实践在中国重新复活,但是好景不长,到 1949 年以后,在大陆再度被全盘封杀。现在发掘大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所发掘出来的大部分民主的追求者,他们所憧憬的也只是南斯拉夫式的社会自治或者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像顾准那样直接指向世界文明主流的议会政治传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正是顾准思想最为可贵之处。  

(二) 

   重新皈依民主的晚年陈独秀曾说:人类的历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标;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及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特权之旗帜。民主的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以雅典民主、共和罗马为代表的古代民主,以英国大宪章至代议制度形成为主轴的中世纪和近代民主,以美国杰弗逊主义开其端绪的现代民主。下面侧重从议会政治的角度来审视民主的发展和进步。  

   以雅典民主为典型的希腊城邦民主的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异数。顾准说:“希腊史上以寡头和僭主政治为中介,从王政时代过渡到希波战争后雅典民主全盛时代的那两个世纪,恰好是我们的春秋时代。我们的春秋时代,是从‘礼乐征伐’所从出的天王,加上宗法封建的西周制度,过渡到七雄并立,法家兴起,以至秦汉统一这么一个过渡时代。希腊史向民主主义变,我们向专制主义变。希腊史转向民主,出现过 Despot——专制君主,然而这个专制君主和希腊人的政治情感格格不久,他的专制权力是僭窃来的,所以在他们,Despot 是不合法的,叫做‘僭’主。在中国,专制君主是直接继承天王精神,而且还是经过战争消灭一切竞取这种地位的敌手而后确立的。在此以前,从孔、老、墨、庄、荀、韩,一直都在为它的君临大地出海报,写颂诗,多方宣称这是利国利民的等等。也不必奇怪这种现象,希腊以外的整个世界(也许要把罗马、拉丁世界、迦太基、日耳曼蛮族除外)与中国都事同一律,没有出现过希腊世界那种古怪现象。”民主政制,本来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小小的支流,上古四大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都没有孕育出这个怪胎,但居然在历史的竞争中胜出,成为现代世界文明主流的主要基因。

   古代的城邦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顾准说:“雅典是直接民主的原型。”“共和罗马只有现在罗马城及其周围一小块地方,所以它也是城邦。”“罗马兴起得晚,它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有历史的罗马城邦,只经历了短期的王政就实行了雅典式的民主。”现在有人常常把直接民主和直接选举混淆起来。直接选举,不论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代议士还是选举行政长官,都是一种间接民主的方式。间接民主意味着,选民只管选人,之后的决策和执行,就由选出来的人全权代理了。直接民主则不同,它是由选民直接决定大政方针乃至执行决议的,也可以说是“议行合一”的,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专门负责执行的机构。  

   在直接民主的雅典,公共管理机构还很不发达,专职的、领薪的公职人员很少,也没有靠公共财政供养的军队、警察和法院。顾准写道:“据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雅典有九个执政官,其中一个首席执政官。他们都是无给(无薪俸)职。雅典除元老院外,没有类似部局会之类的常设官僚机构(英语 Bureau 就是局,机构;Bureaucracy,官僚政治,就是由这些雇员组成的机关统治的政治,以相对于由元老院之类的议会直接统治的政治)。整个雅典城邦,只有极少数几个打更的、通讯员之类由公家养活的公务员。军队由自己出资装备的公民——民兵组成;将领,临时推举;执政官中有一人是大将军,战时统率军队。”现在许多由公共财政提供的服务,在雅典是由有意从政的私人提供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雅典民主,其实是贵族政治——商业贵族及其子弟有钱,从政是体面事情。不过,当政既然要经过选举,就必须有受选民(他们可并不都是贵族,极大多数是自由工商业者和自由农民)欢迎的政纲。当政时期干得不好,下次就选不上。雅典还有一种有趣的贝壳放逐法。一个政治家,给公民大会判决为有僭主的野心的时候,尽管他打仗打胜了,从政成绩很好,也可以加以放逐——赶出雅典,并不杀头。”  

   雅典公民在广场上以公民大会的方式决定战争与和平之类的大政方针,也直接参与行使司法审判功能。雅典没有专职法官,只设主持官,负责组织审判并维持法庭的秩序,判决的权力则在陪审团。陪审团成员从公民群体中抽签产生。其例为:每年初公民自愿报名竞争当年陪审团成员,而后抽签从自愿者中挑选出六千人,作为当年陪审团成员。如遇有法庭开庭之日,主持官事先根据案件大小确定审判每桩案件所需陪审团规模,从五到二千人不等,然后从六千名陪审团成员中抽签选出当日所需陪审员总人数。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一案的陪审团由五百人组成,较大的案件会有多达二千人的陪审团,而重大的案件则往往由公民大会直接审判。苏格拉底一案,第一轮投票以二百八十票对二百二十票判其有罪,由于他玩世不恭,最后以三百六十票对一百四十票被判死刑。(参见黄洋:《雅典凭什么判苏格拉底死刑》,载 2001 年 3 月《万象》第三卷第三期。)  

   雅典的元老院可以说是议会的雏形,但其成员与执政官一样,也是无给职,这与现在的国会议员是完全不同的。雅典的元老院的作用,似乎没有公民大会那么大,而罗马的元老院,则作用更为显著。顾准说:罗马的大政方针,全由元老院决定。“罗马人还有一种‘法律呆子’脾气,大小事情都要通过元老院用立法形式来确定。我国解放以前的大学法学院,有一门必修课罗马法。契约、债权债务、所有权,他们都咬文嚼字地订成法律,如此等等。”  

   民心难测,既可载舟,亦可覆舟。雅典的公民大会实际上是非常缺乏理性,很容易受感情支配和被人操纵的。依照“贝壳放逐法”,雅典人每年可以放逐一位政治领袖,由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投票时只要刻上名字即可。无需过失,也无需罪行,只要获得票数超过六千,即遭流放。雅典民主政治的领袖阿里斯泰德以“公正者”而著名,但在公元前四八三年经公民大会投票,遭到放逐。据说在投票之时,一不识字农民递过充作选票的陶片,请身边的阿里斯泰德代为刻上他的名字。阿里斯泰德大奇,问道,你既不认识这位人物,何以有怨于他?农民答曰:一听到他被称为“公正者”,即感厌恶,因此投票放逐他。希波战争的功臣底米斯托克利成功地导演了萨拉米海战,使希腊盟军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免遭波斯人奴役,为此底米斯托克利成为全希腊民族的英雄,以至于在下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他迈入运动场时,全场观众忘了比赛,将目光转向他,向他鼓掌和致敬。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在那个时候,他和斯巴达王宝桑尼阿斯是全希腊最著名的人物。但事隔四年之后,雅典人一样投票放逐了他,随后又欲判处他死刑,致使他被迫逃往死敌波斯王的宫廷。(参见同上)顾准认为,“直接民主的口号是人民当家作主。可是,希腊史上留下来的还是一些英雄。‘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一句空话。”雅典的直接民主,并没有给现代政制留下什么印记,倒是作为间接民主(议会政治)先河的罗马元老院,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法治传统。  

   顾准说:议会,是在孟德斯鸠所称的“等级君主制”的根子上长出来的。西欧的等级君主制不同于中国秦汉以来的皇权专制。据英国的梅因考证,这种等级君主制,是蛮族在作为罗马帝国的邻人和雇佣兵的时候,从罗马法的契约观念那里脱胎出来的。顾准还注意到了西方中世纪日尔曼蛮族传统的骑士文明与罗马传统的教士文明并行的特征。他说,与世俗权威并行的,还有宗教权威。“两种政治权威同时并存,对于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于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于革命运动中敢于砍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因为两头政治下最底层的人也许确实捞不到什么好处,体面的人物却可以靠这抵挡那,可以钻空子,不致于像中国那样‘获罪于君,无所逃也’,只好引颈就戮”。“这就是说,君王对所属诸侯(诸侯对从属他的小诸侯和骑士也一样)相互间有比较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上面不得侵犯下面的权利。”“除骑士不尽义务不得享受权利而外,还有:王侯超额索取,骑士可以反抗。这就是英国大宪章(Magna Charta)的来历,也是英、法等国议会的实际起源。”  

   “13 世纪初期英国的大宪章,虽然不过是国王和诸侯间的一个协议,然而多种历史事变的凑合,使在其上长出来的议会制度始而是一株不牢靠的随时可以摧毁的幼芽,继而经过克伦威尔(Cromwell)确立了权威,但不免还是典型的贵族政治的装饰品(直到 19 世纪还是如此),然后发达起来成为一种复杂精巧的、适合广土众民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制度——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足以代替它的制度,虽然它极不完善。”近代议会民主的主要传统源于英国,而不是其他的西欧国家,这是“多种历史事变的凑合”的结果。但是,一旦历史证明了它的优越性,就从英国传播到欧陆、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李慎之说,顾准不但解释了许多困惑人的历史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个哲学上或者发生学上的论断:历史上许多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初始时往往凭借许多条件很难凑合在一起的因缘而以特例发生,然后再传布而成为通例。“以我看来,顾准的分析似乎要比后来在中国大红大紫的韦伯学说更加切实而全面”。  

   以英国大宪章为源头的中世纪至近代民主,是一种等级民主或者阶级民主。顾准说:最初的英国议会,只有一个等级:诸侯。大宪章是英国诸侯反对国王违反惯例、侵犯诸侯利益,起来造反所争得的王室对诸侯的“不侵犯诺言”。城市生长起来了,商业发达了,关税成了王室的收入了,王权利用城市来搞统一。议会的成员,从诸侯这一个成分,扩大到包括城市代表,逐渐地,议会就成了“和平的”阶级斗争的集中舞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议会内取不到妥协,就在议会外用战争来决定问题。17 世纪的英国革命和 18 世纪的法国革命,议会都是斗争的中心。  

   “议会的演进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逐步扩大、民主权利逐步下移的历史。这就是说,开始只不过是等级君主制下封建的权利义务关系,最后成了民主政治唯一实现途径的议会政治。”封建君主和诸侯的斗争,本来和农奴毫不相干。但是少数特权人物之间的斗争,只要它是遵循一定的章程,而并不完全通过暴力,只要这种斗争的每一个方面,按照这种章程,必须力求取得群众的支持,它就势必要发展成为议会政治。因为诸侯不许王室向他们非份勒索,规定朝廷要征收钱款必须取得议会同意,从这里就发展出来“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口号。开始,它成了资产阶级的斗争武器,逐渐扩大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号召。  

   “议会的演进史,又使民主政治演进到不同于城邦直接民主的代议政治。”城邦的直接民主,行政权立法权、统一于公民大会和元老院,没有“朝廷”和“行政机关”与议会之间的对立。现在,议会是在诸侯对抗王室中成长起来的,议会代表立法权,而“朝廷”代表行政权。孟德斯鸠把它系统化为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  

   “有一个具有立法权的议会,势必要演化出政党来。”通过一个议案时的赞成派,演化成为执政党,反对派演化成为反对党。也唯有一个有立法权的议会,才使政治和政策,成为公开讨论的对象。否则的话,政治和政策,永远是由“时代的智慧和良心”躲在警卫森严的宫廷里作出决定。  

   英国的议会政治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政治参与层面的逐步扩大,从诸侯到地主、大资本家,再到中小纳税人;一个是议会运作机制的日益精巧和成熟:议会内阁制、首相组阁制、议会委员会制、议会内政党制,等等。  

   然而,现代民主却不是首先产生于英国,这是由于英国贵族政治的传统过于深厚。顾准说:“直到 1832 年以前,英国议会实际上是贵族把持的。作为议员,是土地贵族的特权,王党由贵族组成,民权党也由贵族组成。后来的历史家说,19 世纪及其前,英国资本主义猛烈发展时期,资本家的任务是打算盘,挣钱。大官、将军、大使以至其他权势职务,全由贵族包办。”现代民主的摇篮是由移民建立的新大陆国家——美国。  

   顾准说:“饶有兴味的是美国开国以后的一段历史。华盛顿是一个大地主,只因为大陆会议实在没有别人可以带兵,他才成了总司令,而战争确实也是艰苦卓绝的。英军打败了,康华利投降了,华盛顿部下的将领,还有他部下的一个政治家,汉密尔顿要拥戴他为国王,华盛顿坚决拒绝,为了表示决心,他干脆离开了军队。华盛顿当总统只当了两任,第三任就拒绝参加竞选。后来的几任总统,亚丹姆斯、杰弗逊都有名望,尤其是杰弗逊,罗素还立了一个专门名词,叫做杰弗逊民主主义,一种全力扶持独立小农场主(我们称做自耕农,后来的宅地法规定,国家以低价卖给每户 3600 亩土地)的民主主义。”“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陆会议中的主要角色,都在政治舞台上露了一手。以此来比喻 1917 年,那就是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轮流当了总统。”“那位主张王制的汉密尔顿也没有杀头。他违反潮流,没有当上总统,不过成了‘联邦党’的创始人。联邦党着眼于发展海外贸易,反对袒护穷人的民主主义,有严重的贵族倾向。不过他的联邦党,和主流派的党对峙,成为美国后来两党制的基础。”华盛顿、汉密尔顿都继承了英国的政治传统,具有浓厚的贵族政治的倾向;而代表独立小农场主利益的杰弗逊(他本人也是一个奴隶主),则偏离了近代英国式议会民主政治的轨道,开启了现代美国式的大众民主政治。

  当托克维尔于 1830 年代写作《论美国的民主》时,他认为现代民主制度已经在美国形成,并预言“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亨廷顿依据乔纳森?桑沙因(JonathanSunshine)提出的两个最低限度民主资格的判断标准:⑴50%的成年男性有权投票,⑵一个负有责任的行政官,他要么必须维持在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中得到多数的支持,要么通过定期的普选来产生;同样认为应当以 1828 年的美国作为全球民主化的起点。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说:由于东部诸州中废除了财产资格的限制,加上接纳进来的新州,1828 年总统选举中有选举资格的男性超过了白人男性的 50%,从而使美国成为第一个民主化国家。  

   美国民主在两个方面修正了作为其母体的英国民主。一个是扩大了选民范围,也就是扩大了议会政治的社会基础。杰斐逊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写道:“我们相信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一切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上帝赋予了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他们才设立了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是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大众民主也可以称之为平等的民主。不分等级、阶级、财产、教育水准、性别、肤色,每一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投票权,真正实现这一点,美国也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1828 年只是这一进程的起点。  

   另一个方面是按照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宪政设计对议会的专权进行制约。顾准说,“英国革命以前,英国议会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了。……‘光荣革命’以后,英国议会实际上取得了全部政权,王室不过是傀儡。”英国的行政领导机构——内阁由议会产生,因而完全处于议会的掌控之中;美国总统由选民选举产生,这样行政首长就获得了独立于议会的合法性来源。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马伯利诉麦迪逊案中,确立了美国法院系统的违宪审查权,即法院有权判断国会的立法是否与宪法的精神相违背,从而可以宣布国会的立法合宪或者无效,这样就限制了国会的立法权,确立了总统、国会、法院鼎足而三的地位。 

   尽管有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和法院系统对国会的双重限制,但是议会政治仍然是美国民主的核心内容。如果没有国会的立法权、课税与财政审批权、重要人事批准权、弹劾权,美国总统就会成为为所欲为的无冕帝王。对于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国会则可以用发起修改宪法的方式来抗衡。  

   雅典民主和共和罗马,是议会政治的胚胎期;从英国大宪章到“光荣革命”,是议会政治的崛起期;从美国革命到普选的实现,是议会政治的成熟期。  

  评论这张
 
阅读(2)|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