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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宪政的演化(二)  

2013-03-28 18:54: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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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

    四、欧洲宗教改革与宪政民主

    我们谈过了中世纪宪政因素的萌芽及英国的大宪章运动,今天我们要讨论近代民主宪政的另一起源:著名的十六世纪的宗教大改革,即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与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的宗教改革。

    大家知道,这次宗教大改革起源于某种精神的饥渴。宗教一直在欧洲生活中占有核心的地位。人们的诞生、受洗、结婚、死亡及安葬,都是宗教性的并因此而神圣化,大家渴望获得来世的拯救。但是,宗教事务都是由现存的教会掌握,即西欧的罗马天主教和东欧的希腊东正教掌握。因为宗教的“异端”在1500 年左右已经消亡,正统教会缺乏对手,因此罗马天主教教会变得目空一切,自满自大,僧侣们腐败堕落愚昧无知,而教职人员中旷职的人日益增多,因而教会声誉扫地,

    而这些事情正好发生在精神饥渴时期,因此出现了尖锐的矛盾,社会孕育着广泛的不满。

    于是,从16 世纪起,不到50 年的时间,欧洲居民几乎40%改信了一种革新的神学,即新教。在德国和讲德语地区,改革的领袖是马丁•路德。在日内瓦城市国家,其领袖是法国人加尔文。路德的改革,主要是主张信徒应当而且可能直接与上帝发生精神沟通的关系,而不必通过中介者教会。它以自由的研究和个人判断来代替教会,从而推进了个人主义的意识。而抛弃权威,自然就要使社团在信仰上有很高的权力。因而,宗教改革者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恢复原始基督教教会的组织与结构。而那种原始时期的组织在精神方面是民主的。在这种脉络下,宗教改革在根本上可以提供民主的精神资源。

    另外,宗教自由也是政治自由的先声。路德把大量信徒从教会的笼罩下解放出来,而加尔文则建立了一种教会政府的代议制,传播了自治政府的体制。加尔文派的宗教热忱,在16 与17 世纪反对教会与国家专制的斗争中,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从而使人民获得了有限度的公民自由。

    当然,也应当看到,鉴于在主要的权力关系中,世俗政权与教会处于对立的地位,你消我长。而在具体的宗教革命过程中,由于路德等改革家需要削弱教会的权力,就必然会诉诸世俗政权的支持,同时,作为交换,也就难免刻意提高世俗政权的神圣性,即强化“君权神授”理论。因此,客观地说,在短期内,宗教改革是加强了世俗政权的专制主义的,马丁•路德与加尔文在那段时间都支持了君主的权威。

    但是从长远看,由于宗教改革提供的个人主义的精神资源,以及组织结构方面平衡制约的制度性资源,应当说,近代民主宪政的思想,有一部分确实是起源于宗教改革的。

    五、异端宗教信仰的政治功能

    如何对待少数有不同信仰和看法的人?异端的命运如何?这是近代社会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

    16 世纪宗教改革后,一个新的情况出现了。即,在一些国家有了不同于主流的少数人的宗教信仰集团。实质上这意味着,在中世纪的异端几乎被消灭殆尽后,近代世界重新出现了新的宗教异端。少数人信仰与国王不同,与国教不同,这样,冲突就产生了。这些思想独特的少数人,强烈要求信仰不应被国家强制,更不应该因此而被政权迫害。这种要求,构成了反抗中央集权政府控制的运动。争取信仰自由、宗教宽容的呼声在此时大张其势。于是,臣民是否应当服从君主这个问题又在怀疑与迫害交织的情势下凸显了出来。信奉主权在民理论与政府起源学说的人竭力维护自己的信仰,反对精神世界由国王定于一尊。因此,诉诸信仰逐步成为抵抗王权的基本方式。当时有几种典型的情况。

    在以新教为国教的国家,天主教的作家与信众对世俗政府发出强有力的抗议,并声称社团保留有变更政权的权力。例如苏勒(Suarez)说天主教人民对于新教国王没有无限制服从的义务。执政者权力来自主权人民的许可。这种代行的权力,只有一种条件下才可保持,即执政者必须尊重人民的基本权利,这就意味着限制国王的权力,而这点恰恰是宪政的核心。在另一方面,新教徒为了新教的利益,也强调主权在民的理论。因为他们是多数,由于他们与国王有相同的信仰,强调主权在民将使国王的巨大权力赋有正当性。这是一种情况。

    在仍然保持天主教的国家,又是另一种情况。在那里,信奉天主教的政权对于新教信仰者的迫害,刺激了反抗论的出现。例如,在法国出现了有名的维护新教的著作《契约论》,它主张社会的真实基础是上帝与人民之间的契约。政府则是基于第二个协定,在该协定中缔约者为国王与人民。人民效忠是以政治的开明为条件。执政者若是违反了上帝的意旨就有被反抗的理由。国王不过是管理者或行政人员,因此,他必须受法律控制,这显然是宪政与法治的精神渊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清教徒。他们攻击主教制的教会,意思是教会也要走向民主道路。这一理想戏剧性地由英国远航的神父们── 即 1620 年乘荷兰船[五月花号]赴北美洲新大陆逃避英国国教迫害的120 名新教徒── 以及他们在北美的继承者实现了。17 世纪初在北美土地上移民的社团开始他们的政治实验,以达到其信仰自由的理想。一开始,这些反抗英国国教迫害的清教徒就充满平等精神,同时,美洲又并没有政治传统的掣肘,这就更大地加强了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这种原初的思想孕育了以后美国的开国精神。实际上,远征的神父们开初就已经有了约定:在北美建立一个基督教共和国。如当初的康奈狄克州,就制定了一部基本约法,它被人称作近代第一部宪法。追根溯源,后来在世界上卓然典范,独步天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大致轮廓,已经隐隐约约浮现于那一纸文献中了,这是当时的先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辉煌成就。

    六 英国人身保护法(提审法)的创立(The English Habeas Corpus)

    人所共知,在现代宪政制度下,公民有免于横征暴敛的合法财产权利,有免于恐惧,免予被任意逮捕,免于“人间蒸发”的宪法权利,有获得公平的司法审判的宪法权利。如果追根溯源,这些权利是发源于何时何地呢?事情仍然离不开英国。

    我们在谈到英国十三世纪的大宪章运动时,讲到了由国会力争,由贵族向国王武装抗拒而载于史册的大宪章确立的两个传统,其最核心内容,第一即:“不经国会批准,政府不得征税;”第二是:“除了经过同一阶级的人的合法审判,或是依照本国的普通法,任何自由人不得被逮捕、监禁、强占、剥夺法律保障、充军或其他损害。”

    到了十七世纪,即1628 年时,英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强烈重申上述原则,并使之普遍化了:不经国会不能征税;不经法定手续不能逮捕或处死任何人。当时国王是查理一世,他秉性挥霍,手中的钱常常不够花。最后没有办法,他就不顾法案的禁止,在没有征得国会同意时,就恢复征收一种旧有的船税。但是,偏就有人不买帐,有一个名叫汉普顿(Hampden)的乡下绅士,不肯交纳这12 先令的税,他说因为国王未获国会同意,因此征收这种税是不合法的。汉普顿被告到法院,但被判决败诉。但是全国的民意都支持他。国会站在民意一边,因此国会与国王发生了大分裂。国王屡次解散国会,但是无论哪届国会,都总是不肯批准他要钱的法案。最后终于导致了国王与国会之间的武装冲突。因为国王不得民心,失道寡助,因此战败。其结局是,查理一世被推上了断头台,由国会方面的将军克伦威尔摄政。一直到1660年,克伦威尔死后,才由查理二世继承了王位。王位虽然恢复了,但从此英国人更加不放心让国王独享政权了,而英国国王再也不敢轻易与国会去争执了。为了落实《权利请愿书》这一法案里的保障人权的条款,在1679 年又通过了《人身保护法》,即提审法案。

    如今,《人身保护法(提审法)》的基本原则已经通行于文明世界了,它已成为宪政的精髓之一。它指出:在逮捕任何人时,该人都有权利向逮捕者索取逮捕证书,逮捕者必须说明逮捕的原因,自己属于哪一个机构。被捕者有了这些书面文件,就有权去向当地法院申请提审。如果法院认为逮捕没有理由或理由不充分,则逮捕人的机构就必须在24 小时之内释放被捕者。若法院认为逮捕有理由,逮捕机构也必须在24 小时内把被捕人送交法院,使被捕者获得公开公平的司法审判的机会。

    《人身保护法(提审法)》是英国人对人类宪政所作的又一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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