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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近代宪政的演化(十三)  

2013-03-30 21:2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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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

    三十七、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Marxism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在前面,我们谈到过十九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的兴起,而其中马克思主义是影响最大的派别。表面上,马克思主义似乎是民主自由的进一步发展,即从政治平等发展到经济平等。它的核心是要消灭私有财产,消灭阶级,最后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世界大同,即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马克思用了一套黑格尔哲学的方式来表述他的思想体系,认为人类社会必然会经过──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这五个阶段的辩证发展。最后的共产主义实质上就是天国的降临,当然,马克思就成了先知,而无产阶级则是上帝的选民了。虽然,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写的《共产党宣言》极有鼓动力量;虽然,马克思主义宣称他把社会主义科学化了,但深入冷静地考察,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它都不过是一个独断的信仰体系,一个现代的乌托邦而已。

    然而,当年,它却以它那种充满激情的要消除社会不公的道德力量感染了很多人,也以它那种庞大的黑格尔式的理论体系征服了不少知识分子,满足了他们的道德上和智力上的要求,因此它发展成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成了挑战现行代议制民主体制和自由主义秩序的主要意识形态。但讽刺的是,共产主义革命并没有在马克思念念有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德国出现,而是在不发达的落后的俄国发生的。

    1917 年3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消耗了俄国的国力,削弱了沙皇政府。于是,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商人、军人、贵族都想推翻它。但是,这个政府却垮在奉命解散大罢工的卫戍部队的一次哗变中。那时,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外地,他闻讯后,急于想赶回首都彼得堡,但半路遭铁路工人阻拦,于是,只好在3 月15 日宣布退位。这时,政权就转移到国家杜马(国会)中著名的政治家所组成的临时政府手中了。

    但是,当时,还有另一个力量中心,即,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他们中的激进领袖宣称信仰马克思主义。它领导着全国各地的苏维埃。开初,两个「权力中心」的不稳定并不明显,并且苏维埃中的温和派如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还在5 月参加了临时政府,连布尔什维克起先也给予政府以有限的支持。

    然而,1917 年4 月,当列宁回到彼得堡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说,整个欧洲都面临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推翻临时政府,把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于是,他们以停止(世界大战的)战争,要求和平、土地和面包为口号,动员了许多工人和士兵。这样,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11 月7 日(俄历10 月25 日),布尔什维克发动叛乱,炮打冬宫,武装攻击临时政府,逮捕了政府官员,以苏维埃的名义夺取了政权。

    那时,他们的政权很不稳定。当战争中的敌国—德国要求俄国以割让领土为条件换取和平时,大多数人不愿投降。当时,列宁为了巩固政权,与德国签订了割让土地的布列斯特── 立托夫斯克条约,又秘密杀死了沙皇一家人。稳住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权。

    从此,俄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开始了。并且,世界历史上也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依照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权,由共产党行使绝对的权力,构成了对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历史性挑战,即,宪政民主制度诞生以来最大最严重的挑战。

    三十八、 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The "May 4th" New Cultural Movement in China)

    当宪政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从欧洲向东亚推进时,会产生怎样一种历史后果?这是史家反复琢磨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前面我们曾谈到,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而于1916 年去世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一方面,在实践上,宪政试验陷入困境,老百姓遭受了局部战乱之苦;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权威与控制力的减弱,由于国门开启,西方思潮涌入,致使该时期在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发展,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政治理念大飞跃的时期。

    像狂飙降临,中国的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兴起的。

    如果仔细分析,事实上,有两个「五四」,它们具有不同的内涵。

    一个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它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是从1915 年到1923 年掀起的一场文化启蒙运动。其基本的精神资源是自由主义,其基本口号是「民主与科学」。

    另一个是作为救国运动的「五四」,即1919 年5 月4 日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爆发的学生游行并火烧赵家楼的事件,直到6 月3 日上海的总罢市为止。其基本精神资源是民族主义,其基本口号是「外抗强权,内惩国贼」。

    可以看出,这两个「五四」虽然不是绝对冲突,但根本精神是很不相同的,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第一个攻击目标是中国的文言文,即过去一直沿用的书面文字。它是由美国留学回来的胡适博士发起的。文言文与人们普通的口头语言很不相同,只有极少数的人一辈子下苦功才能学会,而不会的人根本不能进入上层社会,也无法书面表达自己的思想。胡适的文学革命,首先就要大家用白话文来写作,「我手写我口」。古文的专制从此就被推翻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激烈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反对儒家伦理,提倡「科学、民主」,追求个性解放。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是陈独秀。应当指出,当时提倡的「民主」,主要是指反对等级,反对专制,倡导平等,主张平民主义,带有民粹主义倾向。而当时提倡的「科学」,则是「真理」的代名词,不容怀疑和批评。

    新文化运动在文学方面最杰出的代表是鲁迅。他使用天才的白话文创作的小说等精神产品,对中国专制与宗法传统进行了深入骨髓的空前尖锐的抨击,他从过去「仁义道德」的书本中,读出了满篇的「吃人」二字,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民族主义的强化

    「五四」的另一方面,即民族主义方面,实际上更深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进程。中国近代的激烈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学生运动传统的发煌。

    1919 年5 月4 日,巴黎和会的凡尔赛和约竟然把山东原来德国的租界移交给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竟受到如此不公正和屈辱的待遇。消息传到北京,北大及其他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立刻集合在天安门游行示威,要求取消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租界,拒绝和约签字。他们火烧赵家楼,拳打驻日本公使,北京政府逮捕30 多名学生,全北京学生立即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于是发展到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杭州、广州、九江和山东、安徽等地工人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罢工,商人罢市并抵制日货。在全国强大压力下,6 月6 日至10 日,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去负有责任的官员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的职务,并于28 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一运动的显著特点是,它是由知识分子所发动和领导的。这些人正是1905 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受新学校教育或留学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读书人,他们极大地强化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

    同时,如前所述,当时,在邻居俄国,又发生了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权,列宁把该意识形态改写为非西方的殖民地国家反抗西方宗主国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很快传入中国,在当时中国很多先进知识分子看来,它既是西方传来的最新「科学」,又是本民族反对西方列强的武器,所以非常投合他们的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心理需求,支配了相当一批中国知识者。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声音很快就减弱了。}

    三十九、 五四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The May 4th and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Modern Nationalism)

    西方价值与制度形态向东方推进的另一个重大历史后果,就是导致东方诸国兴起了现代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虽然也是现代化的衍生物,但在其崛起的历史过程中,宪政发展与民族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在不少时间里,二者的关系的是负面的,民族主义往往抑制了宪政的推进。

    就中国来说,「五四」的另一产物,即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与五四的自由主义相比,它实际上更深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进程。中国近代的激烈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学生运动传统的发煌。

    1919 年5 月4 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凡尔赛和约,竟然把原来德国拥有的山东租界移交给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竟受到如此不公正和屈辱的待遇。消息传到北京,北大及其他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立刻集合在天安门游行示威,要求取消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租界,拒绝和约签字。他们火烧赵家楼,拳打驻日本公使,北京政府逮捕30 多名学生,全北京学生立即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于是发展到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杭州、广州、九江和山东、安徽等地工人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罢工,商人罢市并抵制日货。在全国强大压力下,6 月6 日至10 日,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去负有责任的官员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的职务,并于28 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一爱国运动的显著特点是,它是由知识分子所发动和领导的。这些人正是1905 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受新学校教育或留学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读书人,是清末宪政改革的产物。他们有一定的世界眼光,对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环境有所了解,从而有一种忧患感和民族危机感。他们把富国强兵看作最高的目标,千方百计试图与列强一争高下。他们的心态与行为,极大地强化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

    同时,如前所述,当时,在邻居俄国,又发生了1917 年的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权,列宁把该意识形态改写为非西方的殖民地国家反抗西方宗主国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很快传入中国,在当时中国很多先进知识分子看来,它既是西方传来的最新「科学」,又是本民族反对西方列强的武器,所以非常投合他们的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心理需求。这种反西方的“西化”,支配了相当一批中国知识者。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声音很快就减弱了。这一点,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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