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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王造时在“七君子事件”前后  

2013-04-20 07:4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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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碧辉
  
    今年是救国会“七君子事件”70周年。当年“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少年时代就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他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是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生领袖。王造时敬仰孙中山,他曾说:“人皆谓先生为国之伟大人物,殊不知先生亦为世界伟大人物也。”
  
    从清华学校毕业后,王造时于1925年8月赴美国留学。期间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民党新军阀代替旧军阀,混战不息,并以所谓“训政”为名,把民国变成了“党国”。国际上,世界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法西斯猖獗,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王造时先生在美国留学时曾与志同道合者筹划回国后组织政党,推动实现他们理想中的民主政治。可是,王造时刚回国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他暂时放弃组织政党的努力,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的热潮。是年10月10日,他即发表《救亡两大政策》:一是对外准备殊死战,与日本侵略者拼命到底;二是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进行抵抗。
  
    宣传民主宪政和一致抗日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东北,接着又进攻上海,严重威胁国民党政府南京的安全,于是,当局宣布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聘请除中国共产党以外各方代表人物70余人为“国难会议”会员,王造时先生是其中之一。他和部分“国难会议”会员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将实行“民主宪政”作为“国难会议”议题之一,立即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
  
    当时上海、北平、天津三地的“国难会议”会员推举王造时、熊希龄、褚辅成、穆藕初、冯少山、李璜、左舜生、罗隆基等组成代表团前往南京,与政府谈判结束“训政”、实行“民主宪政”和抵抗日本侵略问题。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晤见了他们。汪氏对王造时等提出的意见大为不满,甚至扬言:“诸位如果不满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王造时当面批驳:“革命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党派的专制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会有人去革命。”关于这一段经历,王造时先生后来在1948年4月5日上海的《大公报》上曾撰写《由褚辅成先生的死思念往事如云》一文叙述。由于政府当局答复毫无诚意,王造时先生和部分“国难会议”会员拒绝出席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并在上海发起组织“民宪协进会”,进行“民主宪政”宣传活动。
  
    1932年年底,王造时先生积极参加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1月,“同盟”上海分会成立,王先生被推举为宣传委员。3月初,被选为执行委员,4月,“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组织营救政治犯委员会,王先生是委员之一。他曾为营救廖承志、罗登贤、陈赓等中共党员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而不懈努力。
  
    1932年11月,王造时先生与彭文应、潘大逵等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被查封后,改名《自由言论》再版,又被查封,罪名是“言论荒谬”。1935年4月,王造时先生把他1931年9月18日至1933年12月30日这一时期的文章集中起来,出版《荒谬集》,作为对当局定他“言论荒谬”罪名的反击。收集在《荒谬集》里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谈及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大声疾呼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一致对外。
  
    积极响应中共《八一宣言》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一切内战,团结抗日救国。王造时先生感到非常高兴,由衷地赞成。他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接着又积极参加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在上述三个组织中都担任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救国会提出《初步政治纲领》:第一,要求国内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建立全国统一的抗敌政权,共同抗日;第二,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在全国实行民主制度……救国会的上述主张,得到全国各界人民的同情和拥护。因此,救国会组织迅速发展,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引起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于是他们图穷匕首见,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1936年11月上旬,上海日商纱厂华工因不堪承受厂主的残酷剥削和欺压,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救国会深切同情并积极支持罢工工人,引起日本帝国主义对救国会的更大忌恨。11月18日,日本驻沪领事馆向国民党上海当局提出了即刻“逮捕抗日救国会的幕后人物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以及其他五人”的无理要求,并以武力相威胁。国民党当局早就企图逮捕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只是怕在政治上造成太大的被动,才未敢动手,在日寇的压力下,竟不再顾及一切,于11月23日凌晨,在上海悍然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随后移解到设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关押,制造了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当局在逮捕“七君子”的当天上午,即秘密通报日驻沪领事馆,说明此举是“不顾法律常规加以逮捕,希望切勿登报”。这充分反映了国民党对外屈从日寇,对内非法镇压人民的反动本质,也反映了它妄图秘密处置“七君子”的险恶用心。
  
    “七君子”的无辜被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迅速形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营救运动。各地各阶层人民以至海外侨胞、国际友人的抗议呼声持续不断,日益高涨。敦促立即释放“七君子”的电函,如同声讨国民党“爱国有罪”暴政的檄文,纷纷从海内外飞向南京当局。举国上下群起反对国民党“爱国有罪”暴政,抗日救亡热诚愈益高涨,并加速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和对抗。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七君子”交保释放,后又正式撤销了这起冤案,使这场为人民争取救国权利和自由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为实施民主宪政不懈追求
  
    “七君子”出狱后,王造时先生和沈钧儒、邹韬奋、史良、张申府、陶行知等以救国会领导人的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38年7月,王造时先生出席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王造时先生与中共参政员和其他党派参政员一起,为抗战到底,为“民主宪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王先生代表救国会提出《为加强精诚团结以增强抗日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案》,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
  
    不久,王造时先生等救国会代表因国民党当局不容而失去了参政员资格。
  
    王造时先生继续宣传民主救国,在他创办的《前方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要求取消一党专政,实施“民主宪政”的文章和演讲词。例如《请赛先生出来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宪政涵义》、《宪政与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民主宪政》等等。
  
    解放战争时期,王造时先生积极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他曾受邀在十多所学校演讲,每次他都坚定地表示:中国人民要的是和平,不要内战;要的是“民主宪政”,不要一党专政;要的是国家独立,不要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新中国成立后,王造时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十分高兴。1954年8月的一天,他曾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说道:“解放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就有了普选的权利,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我个人曾参加过争取民主的运动,但在解放前,始终没有获得真正选举的权利。现在我领到了选民证,我感到特别愉快、兴奋,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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