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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与当代中国(一)  

2013-04-26 10:0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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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2006年4月20日按: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日,王康用了一周时间率心落笔写下了这篇近九万字的长文,全面评价当时“倒下整整一年”,被全社会迅速遗忘的中国苦难代言人刘宾雁。明知“其实没有人需要,更不可能发表”,他和几个朋友连续四个昼夜打字、校对、印刷,然后他带着文章一刻不停地冲出门去,搭乘十四日当天北上列车,赶往北京。漫天风沙中,当他敲响刘宾雁家门时,发现刘宾雁已人去楼空。那天是三月十六日(十五日?),他转身乘车急驰到机场,航班已雁没青天:在国内被剥夺发言权的刘宾雁冲破重重阻碍,赴美国讲学了。不知当年的犬儒之乡内,为刘宾雁送行的有几人。曾受刘宾雁邀请到“人民日报”工作却婉言坚辞的王康,送人未见。瀚海百丈冰,愁云万里凝,他穿过满城黄沙,相伴高天寒月,一路呕吐着返回,大病一场,还因此遭到北京某学者名人的冷嘲。刘宾雁此一去十七年,直至去岁年终抱病客死他乡。王康的这篇长文写就束之高阁,一放十八年,连刘宾雁本人也是十五年之后才读到。爱因斯坦曾经指出,“每一个有良好愿望的人的责任”,就是努力“使纯粹的人性的教义成为一种有生命的力量。”他说:“如果他在这方面作了一番忠诚的努力而没有被他同时代人践踏在脚下,那么他可以认为他自己和他所处的社会都是幸福的了。”(引自《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p.53)情况在中国刚好相反。刘宾雁一生的坎坷以及王康此文的命运乃是证明。“大迟”是王康此文收墨时落定的笔名,岁月沧桑中定眼望去,谶语一般。时置刘宾雁去世数月的清明之际,征得作者同意,文章一字不改登载于此,见证历史,怅惘千秋,飨于读者,但愿不太迟。 
  
   ---------------- 
  
   代 序 
  
   谨以此献给作者 
  
   在我看来,人类尊严最美妙的时刻,仍然是我在伯罗奔尼撒山上所见到的情景:它不是一座塑像,不是一面旗帜,而是三个希腊字母οχι:意思是“不”。 
  
   〔意大利〕奥林埃娜•法拉奇 
  
   1987年1月24日,中国的执政党宣告同一位作家决裂。作家的名字叫刘宾雁。真理既复杂又简单,复杂到它引出了一部划时代的专著──《刘宾雁与当代中国》,简单到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面对身边发生的不义,刘宾雁竟说了“不”! 
  
   在我们只会唯诺称是的几代人中,有多少神圣的生命被任意剥夺,劳改营吞噬了多少自由的人身,波尔布特式的大驱赶,又使多少无辜的人被下掉“户口”,葬身在中国农村的饥寒交迫之中。这些人血,这些人肉,不是什么哲学和理论,也不是什么路线,左、右倾问题,它仅仅是活生生的罪恶,不管以什么名义,都是罪大恶极。这罪恶与政治、经济、文化和传统固然有关,但直接制造罪恶的是人,是刘宾雁孤身奋战扭住不放的那一个个、一群群有名有姓的坏蛋,掌握了权力的杀人犯。 
  
   “不”──是一个否定判断,与“是”这一肯定判断形成对称的两极,这是人类思维的根本模式。思维过程的本质就是从“是”或“否”这两极中任选一极,进行判断、推理和形成概念。是人都会说“不”。人是从什么时候起会说不的呢?大约从娘胎里生下来十八个月之后。令人惊异的是,中国人居然演化为人类中的一个新变种,思维过程竟呈单极模式。反观自然,连动、植物都是具有完美对称性,可以断言我们根本违逆了宇宙意志。 
  
   这新品种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人,他对身边发生的罪恶和不义站出来作证了。他把意识形态还原为罪恶,把理论上学术上纠缠不清的问题还原为生命和杀害生命,把人民和它的“先锋队”还原成害人的人和被害的人。这一声“不”,把地狱撕开了一条缝,这条缝就是刘宾雁同执政党的裂痕所在。 
  
   单极思维产生了中国人特有的聪明,也产生了中国人特有的不幸。当刘宾雁单枪匹马,十载寒署,用一百多万字字句句去紧叩地狱之门时,于芸芸众生之上的知识精英们,正全力以赴同罪恶展开了教条上的诡辩。一个自诩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掩埋好同志的尸首,揩干净身上的血迹”,轰轰烈烈地掀起了文化热。刘宾雁就是在热到顶点时倒下的。 
  
   刘宾雁倒下整整一年了,中国社会好象遣忘了他,歌舞升平恭喜发财。这绝不是夸大其辞,君不见老年迪斯科热,霹雳舞热,热烈的人们风风火火,狂涌向一个海南岛,据说那里能发洋财。要知道,刘宾雁为之请命的,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有名有女生的弱者、小人物构成的人民。人们啊,你这样冷漠,是因为你们彻底丧失了说“不”的功能,由此你们也从文人雅士那里得到了一个封号──下里巴人。 
  
   面对刘宾雁的厄运,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的反应又怎样呢?同下里巴人毫无二致──拒绝反应。他们在“四个坚持”的高墙内勤劳勇敢地耕耘、创作、切磋、研讨、引进、寻根、出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寒碜刘宾雁:显出他的落伍,他是过时的西绪福斯,他写的东西人人都要看,他肯定是一个十足的大傻冒;用那些貌似稀奇实则陈旧的东方式人文成果,取悦外部世界,暗示当局自己与刘宾雁的区别。凡此种种,其状之可恶,尤胜于下里巴人。 
  
   一切从高级雅兴出发,玄谈理论和成果,一切“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身法手段,绝无助于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人性命攸关的现实苦难。狡猾的狐狸什么时候战胜过狮子?不过是从单极思维派生出的聪明,不过是毫无责任心和正义感的暴露。一个民族聪明多了,智慧就少。对别人的厄运和灾难的冷漠,对不义和邪恶的姑息的视而不见,必将使自己成为“下一个”而身受其害。(其实,中国的下里巴人──人民倒是爱戴和关心刘宾雁的,他们不过被迫失去了讲坛和舞台,难以表达而已。刘宾雁被开除出党后,大量的信件、电报寄往他的寓所,无日无之,全是些素不相识的人向他表达一个心愿:我们敬爱你,我们支持你。)推而广之,唇亡齿寒的道理,正确到也适用于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厄运和灾难采取视而不见和逃避责任的态度,不但最终使自己身受其害,而且整个人类亦不得安宁。因为人类注定了是一个整体。这种不幸的结果,不是为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格局证明了吗?由于东西方的对峙,西方世界有多少巨额的美元被用在军费开支上,而不能用来解决失业、生态环境和发展新技术。 
  
   我们既然演化为人类的一个新变种,那么,人类一切既有的知识体系──对称思维的产物,对我们还是适用的吗?在一切确切的知识技穷的时候,中国是自化脓血,还是走向宗教?对一个五千多岁的老人的归宿,历史恐怕多半会判为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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