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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逊:自由派哲学家  

2013-04-28 06:2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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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

重个体 尊自由

  张东逊(1886-1973),中国现代哲学家,浙江余杭人。他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辛亥之后,曾主编《时事新报》等,迻译西书,传播新学。二十年代之后,专门从事哲学研究,任燕京等多所大学教授,著述颇丰,广有影响。

  作为一位对东西方哲学有相当造诣的哲学家,张东逊之进入自由主义,是通过比较哲学而获得启迪的。他的哲学洞见使他直指不同政治理念的哲学本体论差异:个人(个体)主义和集体(整体)主义。通过论述中西的社会本体观念的差异,他指出中国政治上没有民主的症结在于思想上不重个体:

  “故我说中国没有‘个体哲学’(individuality philosophy)。这一点却又影响给予政治社会。 就是中国人自始至终注眼于职司相配,上下有别的秩序,而不侧重于个人的‘人格’。所以中国人没有个体的思想,即不认宇宙是一个大群,其中分子都是一个独立的精神。因此中国人在学理上不了解甚么是‘自由’。须知西方的‘个体’,‘人格’,‘自由’等概念不是单纯的政治思想,乃是一套哲学。倘没有哲学上的根底,决不会那样深入于西方人心中。

  反之,中国人却始终有‘整体’(integral whole)的思想,即主张万物一体。我们却不可把整体即认为是‘本体’。须知西方人所谓本体(即本质)即是指宇宙的原本材料(ultimate stuff or substratum)而我们中国却不注重于这个材料本身与材料所造者之分别。因此我们中国人所追求者不是万物的根底,而是部分如何对于整体的适应。这就是所谓天与人的关系。……

  根据中国思想上不重个体之故,所以中国政治上没有民主。” (百年中国哲学经典[1928-1949],pp. 179-180) 

  张东逊在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传统的区别时,敏锐地注意到了西方的教会与政府的二元对峙制衡结构与中国式的政治上的“天人合一”的一元论权力结构之差异。他提出:

  “总之,儒,道,墨三家的政治论,都是把天列为贯通于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第三者。且皆以此第三者之性质以决定那二个的性质……。

  有人说这是和西方的神权政治相仿佛,我以为不尽然。西方中古时代的人,如Augustine, Thomas Aquinas 所讲的政治理论。如City of God 等书却总是主张在政府之外尚有“教会”(church)。这乃是根据实际的状态,教会直接代表上帝,政府至多不过助理而已。所以后来方能演为政府与教会的分离而对抗。中国不然,中国的天直接为天子所代表而没有教会。因此中国的神权政治后来只有退步到实际政治。而西方的情形却因为有教会,教会对人民直接可以教化。故政府有暴政,教会有时亦可率人民出来抵抗。并且在最初是政权反在教会之下,故政权比较上易于清明。所以西方的‘人权’思想未尝不是得力于政教分开,而‘人格’的思想亦有这里造出来。所以中国在古代虽亦如西方在古代一样,同样是以神权为政权的基础,但其情形却并不相同。以致后来的推演却就大大不同了。”(百年中国哲学经典[1928-1949],p. 182) 

  上述两点,是理解生发于欧洲的自由主义的关键。这使张东逊的思想在当年中国自由派营垒中别具一种深度,得到国内外相当程度的公认,并赋有学院派的色彩。

坐而言 起而行

  作为自由主义者,张与大多数中国自由派一样,属于带社会主义倾向的左翼。但他的思想来源主要不是费边派的拉斯基等人,而是深受基尔特(Guild)社会主义的影响,同时也受了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主义思想熏染 。他是在中国传播实用主义杜威思想的最早的哲学家,并撰写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一书。

  作为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杜威实用主义笼罩下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背景贡献了多元的色调。然而,不必讳言 ,由于当时时代总体气氛的影响,张东逊的思想也难免有某种历史发展阶段论的成分,他只是把自由主义主导的社会看成通往社会主义的必经之途。 他说:“就人类言,最理想的是一个民族经过充分的个人主义的陶养以后,再走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路”。“中国没有经过个人主义文化的陶养而遽然来到二十世纪是一个遗憾。”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是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不可抑制地对社会主义怀有偏好,这一两难思想困境,在二十年代初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在张东逊身上已经表现得相当充分。为解决这一困境,张东逊后来的理论策略是提出一种阶段性的妥协主张(即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暂时排解了内心的困惑。但当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很少能够抗拒“既要英美自由主义国家的政治自由,又要苏联社会主义所宣传标榜的‘经济平等’”这样一种完美主义的诱惑。有鉴于此,带左翼色彩的自由主义成为相当多的有西方学术背景的中国知识人的选择,就不难理解了。

  “五四”之后,在梁启超、张东逊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过一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论战。梁、张的主要观点是,当时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经济窘困,目前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发展资本主义,先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现时还不配将社会主义革命,还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的党,这些等将来才有用。论战中,陈独秀等虽然反驳了梁、张的观点,实际上并没有驳倒他们。只是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去实现社会主义。但怎样跨越资本主义这一问题,陈独秀们并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

  虽然有较深的理论涵养,但张东逊也并非一个局限于书斋中的学人。他有兴趣于政治活动,亦有个性,敢冒风险。

  1934年,他与张君劢等发起组织国家社会党,后来张东逊于1946年退出。在中日战争期间,曾被日本人逮捕,入狱达两年多。

  张东逊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时,每次开校务会议,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

  国共四十年代内战时期,他曾做国共双方之间的调人。特别是,张东荪作为当时北平守将傅作义与中共谈判的代表,对和平解决北平的对峙局面是立了功的。1948年4月27日,毛泽东曾给刘仁写信说:“请经妥人告诉张(东荪)符(定一)两先生,我党准备邀请他们两位及许德珩、吴晗、曾昭抡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

  但是,五十年代初,这位曾经有功于中共的人,居然被诬为“美国特务”,而惨遭迫害,其次子和三子也先后自杀。一代自由主义哲学家、学者张东逊,于1973年,在文化革命的凄风苦雨中去世,时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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