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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自由与痛苦(二)  

2013-05-13 05:3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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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夫

 ——记著名作家王若望   

   三、 

「叮当。叮当。……」开山凿石的钢钻铁锤,一声声震醒了苏州郊外的山谷。这声音清脆而有力,它抒发着中国处于贫困的劳动者,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往与热情。

这是一九五三年,近二万名失业工人在党的组织下为垫高上海外滩、中山东路的路面,防止黄浦江洪水漫涨,从这儿挖山掘石,然后运往上海。

烈日熏烤着整个工地,真是汗珠落地摔八瓣呵!

有线广播传来了慷慨激昂的鼓动讲演:「同志们,上海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加油干哪!……」

随着声音寻找,见山角下搭起了一个竹棚,一个瘦长条的干部,戴着车帽,用力挥动着手臂,在麦克风前大声宣传着,这个人就是王若望。

其实这一年,他又遭到一次挫折——从上海总工会宣传部副部长降职为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的教育处处长。

今天,从他昂扬的嗓音和兴奋的精神状态,看不出半点气馁。降职,无疑对他是一种变相的处分,他犯了什么错误?

他的「错误」在于他直率的个性和见理不让的固执,假使他稍许懂得一点处世哲学,是不难在他前程的车轮下铺上了一层润滑剂的,凭他三七年入党的资格。

上海一解放,他就担任了上海总工会宣传部副部长,工作期间,他觉着工会领导内部存在着宗派主义倾向,为此提出了不留情面的批评,也许批评的方式有点过激……。某些领导在处理同志关系时,团结的含意往往是顺从的同义语,而王若望恰恰不那么会顺从,这自然得罪了一些人。我们的有些干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崇拜,并不等于消灭了自己身上传统的小农意识,因此动听的虚假倒成了对于革命的忠诚,而王若望那不善于掩饰的认真,自然变成了狂妄和自傲了。

三十一岁的王若望对工作太热情了,在担任总工会宣传部副部长期间,他到处作报告,宣传社会发展史和党的建国政策。他熟悉上海,熟悉工人语言,每一次报告前,先和工人们座谈,及时汲取意见,倾听工人呼声,然后在报告中作出解答。他的谈话总是那么风趣,在会场里常常被工人们的笑声所打断。当时上海一百万产业工人,几乎有三分之一听过他的报告。在这个阶段,王若望忘我地工作着,创办了《劳动报》,并在报上发表了他的连载散文《赴朝慰问记》,又主持开办了工会干部训练班。他的才华与精力还可以充分施展时,却被降职了,好在他没有权欲,降职对他来说,犹如一杯水,泼翻在地,转眼便蒸发了。在工人们中间,照样传来他说笑话,哈哈大笑的声音。

夜色降临,月挂山尖。

苏州郊外的—顶顶帐蓬里,有另一番热闹景象。不知那顶帐蓬里谁在唱京剧《打渔杀家》,这一下子把工人们吸引住了,都想听听是谁唱的?

这个王若望直着脖颈、声嘶力竭却也有板有眼地唱得有滋有味。

「好——一工人们大声起哄。

他颇为得意,喝了口水,自我陶醉地问工人:「我再给你们来一段好不好?」没等大家鼓掌,又唱了起来,根本不理会,有的人已趴在席子上,累得打呼噜了,他照样过他的戏瘾……

外滩中山东路,经过二十万失业工人的苦战,地石加高了一尺,这一尺镇住了黄浦江的浊浪,外滩不必再担忧洪水的漫延了,作为这次劳动组织者的王若望,恐怕早巳被人忘记了……

一九五四年,组织又任命他担任上海柴油机厂的厂长,他的个性显然是改不了,竟得罪了当时市委负责工业的马天水,他这个厂长,喜欢自作主张,当亲眼目睹许多工人住在棚户区,潮湿的泥地,拥挤的阁楼,他的心很不安宁。所谓翻身的工人,还没有一个可以栖身的住处,这怎么体现新社会的优越?尽可能为工人们的福利而努力,他想。

王若望「利用」自己的职权,在柴油机厂附近买了大片农田,破上动工,一下子就建造了二十幢宿舍楼。另外,他又主张扩建落后的翻砂车间,改善工人劳动条件。这两件事使工人们欢欣鼓舞,感受到工厂给予的温暖。

然而当时,市委马天水和其它领导,认为王若望独断独行,违反基建工程制度,责成王若望深刻检查。他想不通,拒不理会,对柴油机厂的党委书记说:「我没啥可检查的,工厂对工人宿舍不解决,厂房不解决,还怎么保证生产……。」

宿舍楼造好了,他出了主意,让工人们为属于自己的住房起名字。这一下好不热闹,有的起了「幸福村」,有的提议「解放村」,也有的说「太阳村」。从这些名字,不正反映了工人对党的感激么?最后,还是王若望定了名字,叫作「工农新村」。

「工农新村」一排排的楼房,矗立在柴油机厂附近,那打开的二扇楼门,彷佛是伸开的双臂,热情地欢迎工人们搬进新居。

他被调离了,市委认为他是不称职的厂长。

夜晚,他离开柴油机厂的前夕,漫步在「工农新村」的四周,心里颇感欣慰,再大的委曲也是微不足道的。一盏盏灯火亮了,像是大地激动的泪珠…… 

(未完,待续 《明报月刊》1988年12月号)   

   四、

墨绿色的绒布台,一只白色的球在旋转。

俱乐部弹子房,屋顶垂挂的圆弧形灯罩里,洒下柔和的光晕。王若望手握球捧,全神贯注地瞄准着,「嘿……打中了。」他乐得手舞足蹈。

莫以为他对打弹子这项娱乐有什么熟练的技巧,无非是借这块地方,排除一下心灵深处的郁闷。

这是一九五六年。就在最近上海市委召开的党代会,他的代表名额被突然取消了,这不能不说对他的思想是个极大震动。作协党组织也觉着蹊跷,名单上报给市委是什么原因勾掉了王若望的名字。

为此事,市委办公厅的一个同志,急忙跑到俱乐部,找到王若望,「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

王若望坦然地说:「我没犯错误。」

「那市委怎么会把印好的代表名单给划了……。」

「谁勾掉的?」

「是柯庆施。」

「呃——」

「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

是啊!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呢?一个普通代表的名额,为何有劳他的大驾?疑窦已解,只是不好说明。

那要追溯到一九三九年——

二十一岁的王若望离开西安工委后,三九年底,组织又指示他去宝鸡中心县委担任地下党第一任县委书记,这时柯庆施的第一个妻子也派到这儿担任县委组织部长和妇女委员。在这段时期,他们俩共同建立了掩护县委的机构——西北工业合作社。工作中,柯庆施的妻子曾向王若望谈及,对自己的婚姻异常不满,她与柯庆施结合的前提不是爱,而是服从组织的决定。她和柯庆施到了延安后一直建立不起感情,多次向组织提出分离。为了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组织采取了折衷的办法,暂时让她与柯庆施分开,调到宝鸡中心县委。在跟王若望的交往中,她得到了精神的安慰,渐渐地爱上了他。王若望带着初恋的幼稚和对女性的朦胧,也渐渐地产生感情。延安党组织了解此事后,劝说王若望放弃这个打算,他表示同意。后来柯庆施的妻子并没由于王若望态度的转变而放弃离婚的要求,最后还是跟柯庆施分了手。

这是年轻人在生活道路中简单而明了的小小插曲。

这插曲是一枝没有开花的玫瑰,随着时光流淌早已沉在岁月的河底……。今天残枝浮起,难道竟是取消他参加党代会的祸根?

他不作任何解释,忍耐着。

这位高级干部把对待妻子与对待权力,一视同仁。打击王若望虽不是他的权力范畴,但权力给了他这种方便。

显然,王若望在他的管辖下,处境是难难的。但王若望不予过多理会,只管用笔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五六年冬天,他写了一篇小说《掩不住的光芒》,刻划了一位转业军人的形象,小说主题在于鞭挞官僚主义的危害,不能不说有他亲身经历的切肤之痛。当他担任了《文艺月报》副主编时,更多用杂文表达自己鲜明的观点和对形势的分折,以战士的姿态战斗在论坛第一线。他连续发表了“步步设防”、“一板之隔”、“识落后分子”、“不对头”等多篇,这些杂文,尖锐泼辣、针砭时弊,对「左」的思潮给予大胆抨击。

文章里,他批评当时的百花齐放实际是一花独放,斥责文艺创作的概念化教条化…。并指出百家齐鸣不该是一句空话,对知识分子的建议又何必步步设防。

文章里,他呼吁应该用自己的脑子来建设社会主义,盲目照搬苏联的模式和经验是教条主义的表现。

这些文章,虽说还带着时代的局限,但不能不佩服他勇士的风格和敢于直言的胆魄。

王若望的文章给了那些伪君子假革命派施展才能的大好机遇,也给了那些下贱文人炫耀自己良机的跳板。历史赋予王若望一种特殊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他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这难得的「反面教员」,还在于谁把王若望打成靶子狠狠打,谁的头上就有光环,这光环就可赢得那些爱听假话的权贵们的宠爱。

请看张春桥、姚文元之流抓住机遇,打上阵来了,从这时起,他们已有了「英明」远见,对王若望的批判,也就为自己的前程作了精采铺垫。

张春桥及时发表了一篇“王若望是谁家的香花”,他写道:

「王若望反对『步步设防』正是为资产阶级进攻扫清道路……。

「我们划分右派,左派是不是弄错了呢?如果不这样划分,王若望身为共产党员,言论行动却同右派无疑……。

「王若望的对台戏还没唱完,但他一出场,就受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喝采,他的几篇杂文成了右派分子在许多场合向党进攻的武器,他已经堕落到右派的泥坑,从这个泥坑长出来的“香花”,到底属于哪一家不是已经很明显了么?」

可笑呵!这样的年月,科学文化落后于世界先进之国可以不顾,然而用政治造成的一批又一批「机器人」,却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遥遥领先。因为王若望的灵魂是属于自己的,不受权力操纵,就自然受到权力的报复。

一九五七年,难忘的。

上海友谊电影院,召开全市反右斗争大会。

当时被称为「敬爱的柯老」的这位市委书记,在主席台作了发言,平静地向全体到会的人点了王若望的名:「上海呵!有个顶活跃的王若望,这个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他的话就是圣旨,随意地判了王若望政治上的死刑。很快王若望也被开除党籍。

作协党组十分恐慌,深刻反省以往对王若望的右派面目认识不够,市委书记的话使他们感到自己错误的严重,若再不与王若望斗争,便等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了,于是大会结束后,作协党组赶紧组织人员搜集整理了王若望的右派言论。

正直的人也并非没有,上海市委有的领导,如石西民、曹狄秋、周而复都不同意对王若望这样的定论,他们出面陈言,替王若望保驾,结果不起作用。是呵!只要有新的曹操,就会继续有杀华陀的故事。

周而复还为此事受了牵连,把他当成了右倾思想的代表,他不得不作了检查。

株连九族,一向是历代皇朝的治人之策,「左」的路线更是在这一点上推陈出新。要说王若望的厄运是自己找的,那他的妻子李明又何罪之有?

她的公司党委书记被撤消了。

她的市委候补委员被撤消了。

都可以撤消,最后的也是最可怜的一点夫妻感情难以撤消呵! 

「你要党员?还是要王若望?由你自己选择。」一个代表组织的人,严肃地训斥着李明,也许这个人心里也明白自己也是爹妈感情的产物,但是革命需要否定这个事实。

李明哭诉着:「可我们有这么些孩子,我不能不要王若望呵!」这观点太胡涂了,对于当时的原则。

「后果你自己考虑吧!」

李明默默流着眼泪,这泪水没有在艰苦的抗战途中流过,没有在遭难的童工生涯中流过。

请用计算机来计算一下吧!能算出五七年那一套完善而复杂的整人程序么?

残酷的生活,不允许李明有半点清醒,她终于胡涂了——疯了。

她疯了,她的精神世界有一半算是解脱了人世间的陷阱与漩涡,就算是她的幸运吧!王若望偏偏不发疯,他疯了也许不那么遭殃,偏偏他清醒,这清醒更叫人痛苦。要知道法律有时对精神病人还是人道的呀!

王若望盯着神色呆滞的妻子,后悔了。

他这个人活了这些年,曾给许多人带来快乐,唯独给自己最亲的人带来灾难。做梦也没料到全是因为自己的笔,把妻子押到地狱里……。他发誓不再写文章了。

没有任何办法补救他的忏悔,唯一给妻子带来的「安慰」,就是任凭病情发作的妻子,用手抓,用脚踢,用头撞,把自己的肉体当一块解除妻子痛苦的「砧板」,让她那精神分裂了的另一半压抑的怨恨统统发泄出来。

哦!沉重的十字架,王若望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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