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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民国前十年》(十)  

2013-05-13 20:1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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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唐德刚

    知耻而无耻的袁世凯

    在二十一条交涉之后,袁世凯于五月八日,在北京政府高级官员全体出席的国务会议上讲话,表现得极为沉痛。袁说:(前略)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画,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见同上,页八二一-八二二】袁世凯这番话,痛定思痛,实是发自肺腑的知耻之言。知耻近乎勇,既然知耻,就应该发愤图强,照自己的誓言做下去,十年之后,和日本‘抬头相见’。何期袁某血口未干,便把他自己的发愤之言,忘的一干二净,对富国强兵,一事未做,却去买龙袍,做皇帝,那就太无耻了。结果时未期年,便以倒行逆施,身死名裂,遗臭后世,读史者悲之也……。下章再谈谈他底皇帝梦,为何做得那么窝囊。(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于美国新州)‘护国运动’的宏观认知与微观探索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世界基督徒的‘圣诞节’;也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行宪纪念日’;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袁世凯做皇帝的‘护国运动’的‘云南起义’八十周年纪念日。现在且谈谈‘护国运动’。

    ‘护国运动’和‘云南起义’是什么回事呢?这一问题,不但是今日读史者和治史者,都不太容易说得清楚,就连当年亲身参与其事的基层人士,亦不甚了了。记得远在一九五八年,当我个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襄赞李宗仁先生撰写他的‘回忆录’的时候,我才知道李将军一生的辉煌事业,实是从他在‘护国军’中‘炒排骨’(当排长)开始的。在他第一次参加‘讨龙’(龙济光,袁之爱将,时为广东将军,加封郡王)时,他头上中了一弹,打掉满嘴牙齿。这伤口如上移一寸,李排长就要为‘护国’捐躯了。
    他大难未死,因功递升连长,继续参加‘护法战争’。李连长一次在战场上观察敌情,刚一站起,大腿上便中了一弹。他如迟起一秒钟,李连长也要为‘护法’捐躯了。

    李将军为著「护国’和‘护法’,他生死之际,空间上只差一寸;时间上只差一秒。他当时如为一寸一秒之差而战死沙场,则后来的‘北伐战史’和‘国共内战史’,都要改写了。──你能说,历史没有其‘偶然性’?

    可是李宗仁虽为护国、护法,出生入死,他当时对护国、护法,究为何事,却不甚了了。其后官高极品、戎马倥偬,当然就更是无暇过问了。──直至他被毛、蒋二公赶出大陆,在纽约做寓公,经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请,撰写其回忆录时,他对什么护国、护法就不能再马虎而要略知其详了。

    我那时是李流亡总统的流亡秘书和研究助理,我有义务替这位上将研究员补课。为此我替他借了些李剑农的‘民国政治史’、邓之诚的‘护国军纪实’和陶菊隐的‘督军团传’等书,让他去‘研究’一番,以帮助‘回忆’。谁知这些史书,对一位退休老将,实在太枯燥了,引不起他的胃口。后来我灵机一动,竟借来了蔡东藩的‘民国史演义’。不意此书竟大受欢迎。不但李公本人,就连李夫人郭德洁也阅读起来,并参加讨论,由浅入深,触类旁通,就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你可别小看这部‘演义’。它虽是一部小说,但是除了‘小凤仙’一类花边,被加了些麻油辣椒之类的杂料之外,它对一般军国大事,政府文献、往来电讯,却都是抄自当时喧腾社会,而今已失传的史学‘第一手资料’,的各种报刊──李氏夫妇当年也都曾读过或听说过的各种报刊。一经提醒,再加史书印证,在回忆上,每每有豁然而悟之感,也充实了我们研讨的兴趣。
    此事后来被郭廷以先生知道了,他对我竟大为称赞,认为是特有史识。盖中国近代史中所谓‘护国’、‘护法’等等的一部军阀时期的烂帐,纵是资深史家,耄耋前辈,对之亦鲜有不晕头转向也。

    宏观认知微观探索
    根据这一类治史的特殊经验,和个人数十年教读历史的些许心得,我也认为处理像‘护国运动’这一种类似的史学个案,对它宏观的认知和微观的探索,二者是不可偏废的。所谓‘宏观的认知’者,并非认定某种史学理论作为框框,然后去搞‘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吾之所谓‘宏观的认知’者,是看这一脉相承的历史本身的变化,然后聚积其相关史料(data)而分析之,庶可回头看出这段历史发展的脉络。
    换言之,历史家不是算命先生或诸葛孔明,未卜先知。历史家只是司马懿,‘事过则知’──事情发生之后,把data输入电脑,按键分析,然后才能‘恍然大悟’,长叹‘原来如此’!因此‘宏观认知’和‘微观探索’实是社会科学治史的不二法门。所以我们治‘民国史’,虽上智如胡适与梁启超亦难下笔,因其时间未到,‘戴塔’(data)不足故也。──近二十年来由于蒋、毛二公相继物故,中国与世界也同时发生了史所未有的变化。瞻前顾后,则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做点从大看小的宏观认知,和对各项答案,像‘护国’、‘护法’、‘西安事变’,乃至‘六四运动’,作点从小看大的‘微观探索’,下点‘定论’,应该是此其时矣。-所以本篇拙作,也就从‘宏观’、‘微观’两个属面,对‘护国运动’加以透视而试论之。以就教于大会同文:共和崩溃是历史的‘必然’在宏观认知之下:我们对‘共和民国史’(Republican History──包括ROC和PROC),看出些什么‘脉络’呢?
    我个人教读民国史数十年,总是坚信:一部中国近代史(包括现代、当代)便是一部中国近代转型史。什么是‘转型’呢?长话短说,就是把落后的‘传统中国’,转变成进步的‘现代中国’。这种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小至鸡毛蒜皮,衣食住行,刮胡须、修指甲(微观);大到宇宙观、人生观,政经理论,价值标准(宏观),无一不转。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转得最突出、最敏感;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牺牲最重的,则是政治制度的转型;尤其是中央政体的转型──我们最后的目标,是把‘君主专政’转变成‘民主共和’。
    从总体说来,我国近代转型运动是从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的,但是政治转型则迟至五十年后的戊戌变法(一八九八)──康有为、谭嗣同等企图把中国传统的君主专政,转变成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了,才由杨衢云、孙中山接棒,要用暴力革命,来废除帝制,改采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总统、法院和参众两院制的共和政体。
    果然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为时不过八十三天,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美国式的共和政体,便在中国大摇大摆地出现了。-这一记‘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民初共和政体,在中国近代史上算个什么东西呢?那坚持‘一次革命论’的国、共两党理论家都说是辛亥革命‘失败了’──国民党认为是‘革命商未成功’。共产党就干脆讥之为资产阶级的假革命。那在一旁冷眼观察的党外人士胡适之先生,则扼腕叹息。他认为中国丧失了那一段最能实行民主政治的机会──因为民初政坛上那批活动分子,‘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胡氏亲口一再向我说的)。胡适暗中之意,实在是认为民初那批国会议员,都是有高度共和信念与民主素养的人物。他们比后来国民党的‘立监委国大代’,和共产党内只知举手的‘人代’、‘党代’,不知要高明多少。──他们失去了实行美国式民主的机会多么可惜!
    上述三种理论,事实上都是一种分析中国近代史,data不足的看法。我们今日如聚积足够的data输入电脑,其结论就不一样了。通过宏观认知,我们觉得中国近代史上整个转型期,大致需时两百年(一八四○─二○四○),姑名之为‘历史三峡’;而转型程序,尤其是政体转型则有明显的‘阶段性’。因此‘辛亥革命’既非成功,亦非失败,它只是这个历史三峡中的一个阶段之完成,一个险滩之通过而已。──事实上,国共两党的政权,也只是这个时历两百年的历史三峡里,先后两个阶段而已。
    事过百年(一八九八─一九九八)回头看,我们的政体转型(从独裁专制到民主共和),直至今日大陆上还在搞一国两制;台湾还在搞撤销党籍和护党救国。双方对民生政治,都还有一大段路好走呢!那么,我们如期望八十多年前历时只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立刻就可化帝制为共和,岂不是天大笑话哉?
    胡适之之兴悲,良有以也。孙中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我们的结论;民初共和政体、代议制度之失败,原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这个近乎武断的结论,我想当今的读史者和治史者,都不会有二话吧!
    失败既属‘必然’,那么失败后的民国孤儿,总得有条出路。-为求此出路,事实上,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孙、袁二人都认为民国政治其后的出路,必然是执政领袖的‘个人独裁’。中山于一九一四年七月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曾公开要求党员宣誓并按指模‘服从’甚至‘盲从’他一人。
    袁世凯则自始至终图谋建立合法或非法的个人专制的权力,从终身总统,到专制皇帝。──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辛亥革命之后,时未到三年,以孙、袁二公为首的革命和保守的两派政团,都已一致承认:(一)不适用于中国的共和政体已彻底崩溃;(二)继之而起的政治形式必然是个人独裁。
    三峡之水,不可倒流
    因此民初孙中山、袁世凯,虽然在政治上是一对死敌,但是对独裁政权的看法,倒是一个铜元的两面,没啥轩轾。可是他二人在中国近代转型史上的历史地位,却有‘收山’与‘开山’之别。
    孙中山是属于后一型态的开山之祖。他虽然也主张独裁,但是在理论上他是个有所为而为的独裁。他要通过‘军政’、‘训政’去实行‘宪政’的‘代议政府’的──做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
    袁世凯就不同了。他之个人独裁,在理论上,在实践上,都是个死胡同。──袁是在民国元年三月十日继孙文先生作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在他于一九一三年秋季,镇压了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之后,就于是年十月由新成立的正式国会选为五年一任的正式大总统。其后他又赶走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并由新成立的参政院,修改总统选举法,终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亦即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创立之年),又把他的总统任期延长至十年,并可连选连任,甚至不连选也可连任,那就变成终身大总统了。──不特此也,他还可以‘嘉禾金简’提名,秘藏于‘金匮石室’之内,指定接班人作将来的终身总统。──这样他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终身大独裁者了。
    可是袁世凯虽是个近代中国独裁政权的始作俑者,随之而来者亦殊不乏人──蒋、毛二公不都是独裁终身?若论作风之恶劣,毛较袁世凯实远有过之。但袁之不幸是他基本上是前一‘型态’的收山住持,纯粹的旧官僚。他的思想作风和政治视觉是没有任何‘现代’踪影的。因此他的独裁政权在理论上既乏远景与大任;在实践上,它也没有现代独裁政权,对群众与军队那样严密的组织和控制。因此一旦有大事发生,他只有向老传统和旧型态中去找老师、觅灵感、求解决。像上述‘金匮石室’那件怪事,他就是向雍正皇帝学来的。在波涛汹涌的‘历史三峡’中去学雍正皇帝,那就是反潮流、开倒车,难免灭顶了。
    再者,他学雍正皇帝,却没有雍正皇帝驽驭军队的能力。袁是靠北洋六镇起家的。是北洋军阀之祖。不幸在他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六镇将领纷纷出任封疆,遂渐形成了藩镇跋扈之局。他们各有其个别利害,和私人政见,老上司亦不能随意左右也。
    袁此外还有不易解决的经济问题。这时北京政府已面临破产,税收早不敷出,整军经武全凭外债。外债不举,国内如有内战,则军费一项,便可致命。袁似不乏自知之明,所以帝制运动初起之时,他皇帝本人倒不太热心。但他的政府这时已被领入一条死胡同,改共和为帝国或不失为解决之道。同时他自己和一些帝制谋士们可能估计到,原六镇旧人如冯国璋、段祺瑞等,对帝制纵不热心,也不致公开反对。至于边远省份,尤其是与革命派有渊源的云南省可能不稳,然云南远在边陲,纵有动乱,亦非心腹之患,日久自平。谁知开国时曾一度轰轰烈烈的洪宪王朝,竟被这边陲区区一省所闹垮,似非袁氏之所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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