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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民国前十年》(三十二)  

2013-05-18 05:0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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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唐德刚

    郭松龄叛变的历史意义

    不过话说回头,这时不论奉系势力是如何的强大,它终究是个‘北洋军阀’的一支。它上下所搞的还是刘邦、项羽那一套──穷兵黩武、逐鹿中原。谁把鹿捉到了,谁就做皇帝。这个老套套,在‘民国时代’就不够用了。

    知父莫若子。张学良总喜欢把他老子与他底上司蒋中正作比。他说前者是‘有雄才、无大略’;后者是‘有大略、无雄才’。所以他二人是各以短取败。要各以长相辅就好了。

    ‘雄才’者何?‘水浒’英雄,‘说唐’好汉也。隋唐之际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大略’者,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民主专政、农村包围城市等等是也。换言之,你得对你自己的政治措施、政治布局有认识,有远见,有策略也。斯为张老帅之所无。他老帅口口声声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石。长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决了,则‘以暴易暴’耶?这点他就讲不清楚了。讲不清楚则不但长江各省武力解决不了;他用武力强占的苏皖二省,在一九二五年秋又被南方军阀孙传芳等夺回去了。──军阀失之、军阀得之,与我老百姓何有哉?这就是没有‘大略’的毛病了。

    再者,对自己的政治措施无认识,则连自己内部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这样就爆发了一九二五年冬的‘郭松龄倒戈’的闹剧。

    郭松龄(一八八二-一九二五)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十一月廿二日,突然叛奉自立,号称‘国民四军’或‘东北国民军’。历时不过一月零一天。虽是昙花一现,而功败垂成,意义深远。当时若天如其愿,在东北取张而代之,则其后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北伐、清党一连串的历史故事,也都不会发生了。今日的中国甚至整个东亚,也不是这个样子。‘历史的偶然性’,可不信哉?

    郭松龄叛变是怎么回事呢?简言之,它是奉系内部矛盾的表面化;而奉系内部矛盾又是当时整个中国内部矛盾的一部分。

    盖奉系在本世纪初年张作霖接受招安开始,二十年中他们就建立一个伟大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这帝国之内因而也就派系丛生。而派系中矛盾最尖锐的盖有三大集团。第一是随张作霖招安而来的‘元老派’,包括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人。这元老派原是一群绿林豪杰,略识之无的老粗。当他们觉得他们的帝国之内需要充实一批新人材时,他们便延揽了一批留日归国的‘士官生’──这是当时中国各省区的普遍现象(只有袁世凯的嫡系‘北洋六镇’是个例外。袁不用士官生)。士官生既在地方武力中得势,奉军中因而也有一个‘士官派’。它在二十年代的首领便是杨宇霆(一八八五-一九二九)。士官派本依附于元老派,渐渐地它却掌握了元老派,成为奉系中的当权派。至于奉军的中下级骨干,则又是‘陆军大学’和它自己‘东北讲武堂’训练出来的毕业生。无形中他们也就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陆大派’或‘讲武堂派’。这一派的精神领袖原是该校一九一九班毕业生张学良,而张学良是‘少帅’;是全军的副统帅,职责繁多,又欢喜声色狗马,不常在军中,因此他们底实际领袖便是出身陆大并曾任讲武堂教官的郭松龄了。郭松龄掌握了‘京榆司令部’,也就掌握了奉军精锐。

    上述三派在奉军之中不特时为权位而倾轧,他们底生活方式和思想倾向亦大有不同。要言之,则元老派与士官派早已形成一个官僚集团,在位攘权;思想生活也都比较保守,甚或腐化。而讲武堂派则比较年轻、笃实,所受当时的潮流──如‘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和‘五?四运动’(一九一九)──的冲激也很大。他们反对祸国殃民的内战,同时对元老派的旧军阀统治,也有反感。其中尤其是郭松龄影响最大。郭的夫人韩淑秀是学风比较新颖而激进的燕京大学毕业生,与冯玉祥的老婆李德全同学。感情甚好,过往亦密。而冯此时已与‘第三国际’挂钩,北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南与中山的俄籍顾问鲍罗廷都在暗中往还。至于苏联对冯氏‘国民军’的弹械支援,和国际共产党在冯军中的顾问活动,也早已不是秘密。凡此种种,对郭松龄都是新鲜的刺激。尤其是冯玉祥对直系的‘倒戈’,以及冯在‘北京政变’后的迅速发展,郭氏显然也不胜羡慕。他既然深知他在奉军中所掌握的实力,远超过一年前冯氏在直系中之所有;他也深信他如挥戈‘倒奉’,那真如探囊取物了。倒张之后如再与冯玉祥联成一气,并得苏联之奥援,则华北可大定也。因此郭氏于十一月中在日本观操奉召归来,席不暇暖,便与冯玉祥订了七条攻守同盟的密约,随即于十一月廿二日发出通电,公开反奉了。

    反奉倒戈必败的原因
    郭松龄的反奉倒戈,其军中显然是有文人(如他所特请的林长民、饶汉祥)无策士;不像冯氏倒戈,有个黄郛为他出谋划策,所以他一出手便铸下大错。为着与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相呼应,郭把他手下奉军番号改成‘东北国民军’。冯的‘国民军’那时与共产国际挂钩是尽人皆知的。郭之叛奉,一开头就与冯玉祥摆出个没有必要的搭配;这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郭不要冯的支援:冯也不支持他并乘机混水摸鱼。
    那时唯一能左右郭张内战的是日本的‘关东驻屯军’。日本人本不喜欢奉张父子。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日本人更怕带有共产色彩的‘国民军’进入满洲。日本人终于决定不让郭军穿过南满路。并将他们的‘驻屯军司令部’移入沈阳。这一来,奉天便成为铜墙铁壁。张老帅也就决定率残部反攻了。再者,兵骄必败。郭氏自信心太大了。兵未发轫,他就要搞个原一、三军团的嫡系。把那些有心投靠的杂牌地方军,如热河的阚朝玺、直隶的李景林以及其他的吉林军和黑龙江地方部队等,均被拒于圈外,太阿倒持,化友为敌。
    郭君也忽视了,二十年中国的道德观念的基础仍是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他统帅的原是张家的父子兵。奉张父子虽‘大略’不足,却各有‘雄才’。有礼于士大夫,亦有恩于士卒。他们将帅士卒之间,是有深厚的情感,离间不易,而郭氏怀偏将之才,反而疑忌成性,如今却要奉‘少帅’以伐‘老帅’,然其对少帅亦口是而心非。如此司马昭之心,将士之间亦何尝不洞若观火呢?
    所以郭氏如早怀异志,欲成大事,则应效法他底小东人搞‘西安事变’的干法:出其不意,劫持统帅;然后以三两天功夫,底定奉天,才是有效的办法。舍此不图而称兵犯上,一经胶着,旷日持久,则叛军就要鸟兽散了。──这就是郭松龄原本克榆关、取锦州势如破竹,然终于十二月廿四日兵败巨流河(沈阳西南),单骑走麦城,而夫妻双双被擒伏诛之原委也。治史者走笔至此,有余概焉!

    冯玉祥是众矢之的
    郭松龄兵败身死固然是他夫妇的悲剧,而郭之倒戈对奉张父子也是个致命的打击。郭在日本观操,奉老帅之召回国的目的,原是要借重这位猛将西伐冯玉祥,南征孙传芳的。他的突然叛变把奉张父子这一军事计划,完全扭转了。他的叛变也使奉军内部的裂痕更为表面化。虽然郭氏死后,张学良曾仿效曹操‘官渡之战’(二○○─二○一)焚卷的故事(曹操把自己将士与敌人勾结的信函掳获之后,未加查阅便全部焚毁,并说‘斯时孤且不保!’),把麾下将士与郭松龄私交的证据全部焚毁,既往不咎,然军心究非昔比。有的郭氏死党如参谋长兼炮兵旅长魏益三便拒不归队,终率余党数千人,仍称‘国民四军’,依附了冯玉祥(见魏氏自述,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二一五页)。

    可是尽管郭之对冯颇有敬慕之情,而冯之于郭,则显乏投桃之报。当十二月初郭氏‘讨奉’战事正烈之时,冯忽挥戈东向。他不是援郭而是挖郭的墙角,向已宣布‘脱离奉系’的直隶督办李景林大举进攻,抢夺了直隶省的地盘,并霸占了天津作‘出海口’;他也乘阚朝玺鼠首两端时,突然夺取了热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时冯玉祥的声势自然直线上升。东起天津、西迄兰州,长城内外的草原牧场,尽成冯氏‘国民军’的天下。在北京他驱策段祺瑞,挟天子令诸侯,也炙手可热。因此郭松龄死后,奉军重振旗鼓的第一个对象便是冯玉祥了。
    一九二六春初,张家父子乃整编残部,率师再度入关。守关原‘叛将’魏益三不支,率其‘国民四军’逃往保定。少帅精锐乃占领滦州,直指天津。

    这时奉张父子对冯玉祥是必除之而后快。事隔六十余年了,恢复自由了的张汉公在台北还向我说:‘冯玉祥作假作了一辈子!’那时他父子对冯的办法,除奉军正面进攻之外,并檄调败退山东的李景林和张宗昌的‘直鲁军’攻其南;作霖更遣专使与吴佩孚释嫌修好,约他自武汉北攻冯军于信阳;并诱引阎锡山出娘子关取保定,使冯之‘国民军’四面受敌。

    在冯氏四面楚歌之时,那位寄冯氏篱下,无兵无将而徒拥高位的段执政,处境就更为困难了。他深知他只能‘执政’于张、冯、吴三派的均势之下。一旦其中任何一派独得其势,武力失去平衡,他就要下野了。因此段执政在国民党‘北伐’前夕,实在是个三处磕头、四面讨好(三面之外再加一面便是原八国联军时帝国主义所组织的‘公使团’)的一位最可怜可嫌的国家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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