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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一滴泪——从肃反到文革》12  

2013-05-04 09:16: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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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宁坤自传

第九章 探监,1961 (上)

(据李怡楷口述) 

一 

宁坤调到清河农场时,我曾希望情况会有好转。至少,他现在离我近了一些,邮件往返也会快一些了。按照监规,他每个月写两封简短的信,告诉我他好着,教我别担心。我怎么能够不担心呢?我自己就得了浮肿病,连小丁丁也出现营养不良的症象。他在监狱里能靠什么活下来呢?我知道担心并没有用,然而我的忧虑时常使我夜不能寐,而夜又很长。 

新的一年来到了,但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新的东西,除了四哥来的一封信。他告诉我到监狱探视宁坤的情况:“他身体还可以,不是太好,但眼下有谁身体好呢?你不必担忧。我们过些时再给他买些黑市食物送去。” 

二月里,我和一丁又度过一个孤凄的农历除夕。在这举国欢庆的春节,我们母子俩分配到一斤白面粉、半斤肥猪肉、一小棵卷心菜。为了让孩子高兴高兴,我把猪肉和卷心菜外叶剁成馅儿包饺子。我们把小小的菜心养在一碗水里,给冷清清的房间添一点生气。看着孩子津津有味地吃着饺子,我心里感到好受一点。这时候,他突然问我:“妈妈,你知道爸爸今晚也在吃饺子吗?”我想这不大可能,但是我说:“我希望爸爸也在吃饺子。在天津家家户户都吃饺子,这是风俗习惯。”天哪,他们既然已经养不活他,为什么不放他回家呢?我曾模糊地希望到寒假时去看他。可是,寒假快开始时,领导上宣布要大家留校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毫无办法,唯有等放暑假再说了。 

谁知五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快到下班时间,在打字室接到宁坤的信。急忙打开一看,比往常更短:“怡楷:我病危。望即来见可能是最后的一面。”出了什么事?三个哥哥来信一直教我放心。难道是我被蒙在鼓里?我惊慌失措,就不顾“小辣椒”的阻拦,直奔系主任办公室去向李主任请假。我一声不吭地把信递给他,然后提出要请假去探视病危的丈夫。“你怎么知道他的病就像他说的那么严重?” 

“李主任。”我尽可能平静地回答他。“我爱人走了三年多了。以前来信一直说他身体很好,让我放心。如果不是情况十分危急,他绝对不会让我忧虑的。我太了解他啦。何况,您知道的,他的所有信件都经过检查。管教人员不会让他把信发出,如果他讲的不是实话。我请求您准许我请一次假,好让我去看看他,也许是最后一面了。” 

“别感情用事嘛,李怡楷。”他开始提高嗓门儿了。“我办不到。你是打字员。你要做的工作很多。系里的革命同志都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你却要请假去看望极右分子爱人。你现在还是他的爱人,但你也是国家干部。你必须站稳立场,和右派划清界限。这是个立场问题啊!不行,我不能批你的假。就这样吧,李怡楷同志。”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面前碰了一鼻子灰,我灰溜溜地离开办公室,拖着两条腿走回家去。一进家门,就听见一丁照例嚷嚷:“妈妈,我好饿!”心里感到比平常更难受。我赶忙打开小煤球炉,做了一锅山芋面糊。一丁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他看到我没吃就问我:“妈妈,你怎么不吃啊?你不饿吗?我一天到晚都饿!” “乖乖,那你就多吃点儿吧。妈吃不下。你爸爸病了,病很重。他们不让我去看他 ”我说不下去了。 
“妈妈,我们一定得去看他。大爸爸生大病,他一定特别想我们。他们为什么不让你去?你再去找他们嘛。我也要去看大爸爸哩。” 
孩子说得对,我不能那么轻易地认输。长期在恐惧中生活,畏缩几乎成为第二天性了 。可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我必须进行抗争。 

看着一丁上床睡觉之后,我离开我们凄凉的小屋,走到校园那一头领导干部住宅区。一走进李主任家灯火通明的客厅,我就看到“小辣椒”的爱人、系总支委员吴老师和那个与一丁同年的儿子小明在玩。他一会儿把小明抛到空中,一会儿又玩驮驮背。父子两个笑声不断。我看傻了,呆呆地站着不动,说不出话来。李主任先点了一支烟,然后转身对着我。 

“李怡楷,你又来干什么?”他不耐烦地开腔了。“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你不能去清河农场看你爱人。我不能让你在政治上犯错误。我们党一贯实行革命人道主义。连日本和国民党俘虏都得到人道主义待遇。你干什么要为你爱人担心呢?他这几年一直很好,是不是?他还没死,是不是?”“但愿如此吧。” 

“那就得啦。这也足以说明他受到革命人道主义的待遇。要是他真的病了,农场领导会按党的政策给予他必要的医疗。你还能要求什么呢?你也不是医生,你去有什么用,就算他是真的病了,嗯?” 

“李主任,我来系里工作两年多了,从来没有请过一天假。现在我爱人垂危,我请求您准许我请一次假,好让我去看看他,也许是最后一面了。他身为右派,罪有应得。但我们的孩子总归是无罪的吧。小丁丁和小明同岁,已经三年多没见到他爸爸了。我们的女儿一毛出生时,她爸爸已经关进劳动教养所了。我只向您请几天假,好让我们都能见他一面。我一定尽快赶回来,弥补失去的时间。我希望我的要求是和革命人道主义并不矛盾的。” 
“你这个人真顽固,李怡楷同志。”他厌烦地说。“我拿你有什么办法呢?得啦,我准你一星期的假。你一定要及时赶回来。再见 。” 

黑夜里,孤零零地走在回家的路上,那个快乐的孩子的欢笑一直在我耳边回荡。“但愿宁坤能活着回家和咱们的孩子玩!”我默默地祷告。回到家,我看到一丁睁眼躺着。我一把扑在他身上,搂了又搂。我先使劲忍住眼泪,然后才告诉他:“一丁乖乖!我们要去看大爸爸啦!妈妈得感谢你让我再去找他们。也不知怎么的,妈妈有时侯脑子就不管用啦。我们有整整一眼7个星期的假!” 
我孩子从床上跳起来,搂着我的脖子。“妈妈,我太高兴啦!我这一下可见到大爸爸啦!咱们什么时候走?”“明天,明天就走!” 

二 

在硬席客车上挣扎了一天一夜之后,我在清晨牵着一丁的手走进家门。妈妈和全家人都大吃一惊。我把宁坤的短信给他们看,妈妈立即流下了眼泪。我后悔我太冒失了。因为家里多年来出了那么多伤心事,妈妈的眼睛已经快哭瞎了。但她很快就擦去眼泪,用她平日那种令人舒心的声音说话了。 
“他怎么会病成这样?你的几个哥哥给他送去了不少好的食物,现在他的身体该好些啦。怎么会病成这样呢?可能搞错了吧。别担心,怡楷。” 

不久,哥哥们就跟我讲了老实话。宁坤的浮肿非常严重,这是长期营养不良的自然结果。他们认为惊动我是没有用的,尽管他们自己都感到很难过。他们一直都在希望高价的黑市食品会渐渐帮他恢复健康。那为什么会来了这封告急信呢?我急不可待地要去见他。 

大哥警告说:“‘五一’我们去看他时,宁坤看上去身体很坏。他妹妹一看到他就失声痛哭,我的大小子和平也跟着一起哭。你是一个人去,我知道你会受不了的。不过你非克制自己的感情不可”他哽咽了。 

“我一定做好思想准备,大哥,您放心吧。”自从爸爸在二十多年前去世之后,大哥始终关注着六个弟妹生活中的幸与不幸,大多是不幸。他以完全忘我无怨之心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我的伤心事又给他增添了新的负担。 


尽管挤了一整夜的硬席车的疲劳还没消除,第二天一大早就独自乘上了开往茶淀的慢车。我把一丁留给妈妈照看,她是天还没亮就起来给我做早饭的。我在黎明前离家时,她递给我一个旅行包,包里又装满了黑市食品。她平静地说:“替妈妈告诉他耐心忍受。好人受难。你去吧,见个面对你俩都有好处。” 

我在茶淀小火车站下车时,太阳已经升起。我走进萧条的候车室去找办理到农场探视手续的地方。我看见一个窗口挂着一个大字牌子,上面写着“探视宁河农场劳教分子登记处”,窗前已经有几个妇女排着队。站在我前面的是一个邋邋遢遢、形容憔悴的中年女子,身上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灰布男式干部服上衣。她手里拿着一把生满锈的大铁锹。干什么带把锹?是给她男人用的劳动工具?为什么不带食物包?过了一会,我忍不住问她:“大姐,这锹作什么用?” 

“告诉你也没关系,妹子,因为你也是去同一个地方的,”她满不在乎地回答。“昨儿个接到场部通知,说我家右派男人死了,让我来收尸。我带这把锹就是来埋死鬼的。我男人死了,明白吗?” 
我注意到她身边站着一个男孩,满脸病容,身上只穿一条灰色破短裤,脚上趿着破旧的黑塑料凉鞋。“这是你儿子,大姐?” 
“是啊,和那个死鬼生的。他刚十岁,没吃的,没穿的,没学上。人死了,他就死了。对不,妹子?可我们娘儿俩怎么办呢?” 
“我很难过。”我爱莫能助地说。 

“他死了,他现在安宁了。不用为他难过了。他不再需要吃的了。可我们娘儿俩怎么活下去呢?”停顿一会儿之后,她问我:“你男人也是右派?” 
“是的,他也是右派。” 
“他还好吗?” 
“希望他不出事,”我无力地说。可是那把铁锹使我心寒。宁坤写那封告急信到现在快两个星期了。我是否也来迟了呢?天哪,我会不会也需要一把铁锹呢? 

填好表格之后,我和那个带着儿子和铁锹的女人一道离开候车室,走上去监狱农场的十几里长的碎石子路。一路上,听她说她也是头一次来。他男人给家里写过信,要她送吃的。他该知道家里的难处。她到哪里找钱给他买吃的呢?一个小学教员,工资本来就很低,后来因为他说党支部书记专横就被打成右派,开除,劳教。“我靠打零工养孩子和自己都不够。我给他写回信,还是向邻居借了八分钱买的邮票。我总盼他有朝一日会回家,恢复工作,一起过小日子。好歹从今以后他不会再给家里写信啦。” 

我将目光从她身上转移开,以平息自己的感情。虽然时值暮春,周围的田野却满目萧瑟,一派凄凉。没有树、没有鸟、没有野花,甚至没有绿草。如此劳改天地!我的思绪被那个失去父亲的小男孩的一声叫喊打断了:“瞧,妈妈!那儿是什么?”远远地,我可以看出一座大怪物似的城堡式建筑,高高的灰墙头上像蛇一样盘绕着带刺铁丝。它比紫禁城更令人望而生畏。再走近一些,我看到瞭望楼上的武装士兵。农场大门口警卫森严,卫兵步枪上的刺刀在上午的阳光里闪闪发光,使我不寒而栗。一名卫兵挥手要我们到大墙外一所小屋去。小屋门上的牌子写着“探视室”。走进去,看到几条歪歪斜斜的白茬长板凳上坐着几个女人。我们一声不响地坐下。不知过了多久,一个男人的脑袋从一间内室探了出来。 

“你们这些人来早啦。”那人粗声大气地说。“干么这么急?他们要到吃中午饭才收工回来。你们等着吧。”“可我不用等。”和我一起进来的那个女人急忙对他说,几乎带着点儿胜利的神情,同时举起了那把锹。“瞧见这个了吗?那个狠心的男人,他再也不会回来见我了,我可以去他那儿。这是他儿子,他也能去。” 

“给我看死亡证,”那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身上穿着制服。看过死亡证后,他喃喃地说:“呵,是的。你是他老婆?”“要不是他老婆,我来这儿干啥?他在哪儿?” 

“嗯,你迟了一步,明白吗?这种天气,尸首不好放着的,明白吗?他昨儿个晚上已经给埋掉了。待会儿把他的东西交给你,你等着吧。”“干什么要等?我要离开这鬼地方,越快越好。” 
“负责死者遗物的同志吃饭去了。他要到一点钟探视开始才回来,明白吗?说话就到啦,慌个啥?” 

他转身回内屋后,死者的妻子嚎啕痛哭起来。“呵,呵,你这个狠心的男人啊!你怎能撇下我们不管啊?呵,你这个狠心的男人啊,你怎能把我们娘儿俩撂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啊?你这个狠心的冤家,呵,呵,呵!”孩子不声不响地啜泣着。屋里的其他女人都耷拉下脑袋。 
我轻轻拍着她的背,轻声说:“别哭啦,别哭啦,天儿这么热,你得保重,现在”“现在他走啦,我可咋办哪!”她又号哭起来。 

这时候,另一个穿制服的男人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提着一个寒碜的包袱,随手扔在号哭着的女人脚边,以打发公事的口气对她说:“得啦,别哭啦。这样哭下去有什么用?死的不是他一个。昨儿个一晚我们就埋了五个。没东西吃就没法儿活,很简单。现在回家去,另谋生活吧。” 
“他埋在哪儿?我们能去看看吗?” 
“有什么用?快带孩子回家去,别误了火车。” 
“火车,是啊,火车,我们可连买车票的钱都不够。” 
“这,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啦,对不起。”他边说边转身回办公室去了。 

我从妈妈给我的钱里掏出两张一元的人民币,塞进她手里。她抓住我的手,我赶忙说;“回家去吧,大姐,一天下来你够受的啦。孩子也太累了。走吧,不用说啦。”我轻轻在她背上拍了一下。她喃喃地说:“那就再见吧。但愿你的运气比我好。” 

我隔着窗户目送娘儿俩上路。他们拖着疲惫的脚步,沿着刚才走过来的漫长而崎岖的碎石子路走去。她肩上扛着那把没用上的大锹,柄上挂着死者留下的包袱,仿佛是他的生与死的见证,我默默地在心里为死者和生者祈祷,而且感到对我自己的命运几乎无可抱怨了。 

突然间,我感到很累,累得睁不开眼。我坐在长凳上睡着了。一阵脚步声把我惊醒,我抬起头,看到十几个衣衫褴褛的男人站在门口。办公室里的那个家伙从里面出来,走到门前,开始大模大样地向那些人训话: 

“你们大伙儿听着。你们的家属来这儿探视,给你们带来了食物。我们允许这样做,因为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是我们党的政策。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满足你们腐朽的资产阶级胃口,而是为了帮助你们彻底改造自己。你们必须加倍努力,弃旧图新,以报答党和政府的宽大,并且也报答家人的帮助。现在我开始喊名字。准许你们每人和家人谈十五分钟,可你们说话得注意。我一次叫一个。巫宁坤!” 

听见报这个名字,我大吃一惊。我在门口那些不成模样的脸中找寻过,可无法认出哪个是宁坤。他们身上穿的是沾满泥巴的破衣服,脸容苍白得怕人,看上去全都是一个样子。这时,我看见他步履不稳地走进探视室。没错,他确实是宁坤,但完全变了样。离家不过三年多,他怎么会变成眼前这个人了?他想对我笑一笑,但又马上收敛了笑容。一名狱卒领着我们出去走进一间小屋子,我们俩相距大约五尺面对面站着,那家伙在我们中间靠边站着。 

“你们可以谈十五分钟。别犯傻,否则今后不许探视。”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宁坤手里拿着一个绿色搪瓷饭盆,里面盛着水,他的手在颤抖。这是我当初寄给他的,但已遍体鳞伤。他向前走了一步,向我伸出手来。“你喝他小声说,随即低下了头。看见水才使我感到口渴。整个上午我没喝过一口水。我丈夫给我带来了生命之水!在我大口喝水的当儿,我看到他头上覆盖着一层寒碜的短发,稀稀拉拉,好像我在路上经过的那些坟堆上的枯草。我想起三年前他那一头油光雪亮的乌髪。他的两只耳朵瘠薄蜡黄,就像只有压在一起的两层皮。他又抬起头来时,我看到他浮肿的脸是死灰色的,他那双过去炯炯有神的眼睛呆滞而凹陷。泪水涌上我的双眼,但我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因为我不愿让狱卒看着我伤心而幸灾乐祸。我原以为我有多少话要向他诉说,我们分别那么长久了,而此刻却在浪费我们的几分钟。 
宁坤先开了口。“真对不起,要你走了那么远的路过来。你还好吗?一丁、一毛好吗 ?” 
“我们都好。两个孩子留在我娘那里。我们都想念你,希望你早日康复。” 
“我现在好多了,感谢党的关心” 
“你病得很厉害,宁坤,我们必须”我惊慌失措地开始讲了,可我心乱如麻。“我听说有个地方可让我们过夜。我得去向值班干部申请。” 
这时候,狱卒开腔了。“你们时间到了。下地去吧,巫宁坤!”我还没反应过来,宁坤已经走了。我手里拿着那只空搪瓷盆慢慢走了出来。 

我得到许可和宁坤一起过夜。大墙外面有一所幼儿园,那是所有探视的妇女和他们的男人过夜的地方,男女合睡一张大炕。犯人们要到晚上政治学习之后才能出来。周围的女人们有的唉声叹气,有的在小声交谈。我注意到她们全都穿着一色的灰布干部服。他们神情悲伤,让人以为她们都在居丧。不用说,我在她们眼里也一样。 

男人们终于来了,宁坤却不在其中。我丈夫呢?我接二连三地向他们打听,可是没有一个人能给我答案。一个上了年纪的右派不祥地说:“在这样一个地方,什么事情都说不凖准的。”我身边的二、三十名男男女女发出一片嘈杂声,有的说话,有的叹息,有的哭泣。我多么羡慕他们啊!我再也无法忍受,就走出屋子去等他,盼啊,盼啊。我在空场上转了一圈又一圈,活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困兽。半夜光景,一个巡逻的卫兵走过,他问我一个人在那儿干什么。我告诉他我获准探视爱人,我还在等他。他说:“现在太晚了。你进去休息吧。眼下在这儿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我没法儿说。明儿个早上你就会知道啦。” 

回到屋子里,我看到成双成对的男女脸朝着脸缩在炕上,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般。他们还在小声说着。我多么羡慕啊!天花板上一只光秃秃的电灯泡发出眩目的光,使我想起在上午阳光里闪闪发光的刺刀。炕上铺的破篾席老是隔着我的衬衫扎我,好像不让我忘记自己悲惨的处境。他究竟出了什么事?难道他已经?我永远见不到他了?我竭力将这些让人发疯的念头从心里驱赶出去,可那把大铁锹总是幽灵似的在我眼前晃荡。 

直到早上我才弄清楚他昨晚出了什么事。我找到那个批准我过夜的值班干部。他说我爱人昨晚出来时,私自将晚餐的两个代食品花卷儿带出来,显然是想带给我吃的。 

“违犯监规。”他郑重其事地宣称。“当场被抓获!” 
“但那是讲不通的。”我温和地和他讲道理。“我已经在探视家属食堂吃过晚饭。何况我做梦也不会去吃他的口粮。我自己给他带来了不少很好的食物 

“他也那么说,可是证据确凿!所以就关一夜禁闭,不准吃晚饭。” 
“只是因为带着自己的晚饭 ?”我惊诧地问他。 

“犯更小的错误都会关禁闭的。这儿不是大学,更不是俱乐部。这儿是监狱,是劳改单位,一切从严。不过,考虑到你大老远从合肥赶来看他,你们还没在一起呆过,这次我们对他宽大处理。过一、两个小时,他从禁闭室放出来,我批准他和你单独见面两个小时。这是革命人道主义,你明白。你别走开啦。” 
两小时后,宁坤来到探视室前和我见面。我焦灼地问他:“你没什么事儿吧?” 

“别害怕,这地方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昨天晚上我出来时被抓住了。一晚上一人呆一间屋子,倒落个清静。我只为不能遵守和你的约会感到不安。你必定会以为我不打个招呼就走人了,那未免太不礼貌啦。”他笑了一笑。“呵,这些把我们抓在手里的小暴君!”“值班干部说,你私自将口粮带出来给我吃,所以关禁闭。” 
“他们知道那是瞎话。我只是想让你开开眼,见识一下他们给我们吃的是什么。不是食物的食物!” 
“现在别生气啦。你究竟怎么样?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我从你的短信里看不出来。” 

“对不起啦,我在信里无法说实话。他们无权检查我们的信件,因为连他们自己也说我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是我们的来往信件都得由他们检查。是啊,隐私权)毕竟是一个西方的概念,我到现在还找不出一个确切的译法。幸运的是,今天咱俩也许能享有一点了。幼儿园看门的是个劳改释放的老头儿,他一个人住在那边的小屋里。他把屋子借给我们和家属单独见面。当然,得给点报酬。” 
我们走到幼儿园附近的小屋前,宁坤敲敲门,一个长着山羊胡子的乾瘪老头开了门。 
“老王,这是我爱人,我们想在你这儿呆两个小时,你方便吗?” 
“没问题,反正我要去打扫幼儿园。你们自便吧。” 
“给,老王,这是我爱人带来的柿饼,”宁坤说着从他的草编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包递给他。“我分些给你。甜得很。” 
“我爱吃柿饼,不过,你知道,我更爱吃真正的食物,煎饼、糕点、花卷儿什么的 。” 

“那就下次吧,再见。” 
我很客气地感谢他让我们用他的屋子。 
“要是你下次不给我些真正的食物,谢我也白搭。” 
老人走后,宁坤出声一笑说:“老王是个实话实说的人。可怜他的生活一直很困苦。不知为什么事坐了五年牢,刑满留场就业。没有家、没有朋友、没有人疼他,他也不关心别人。他借屋子给我们用,要我们用食物作为回报,直来直去。多年社会主义劳改的产物!” 
“我为他感到难受,下次我给他带点吃的。”我说。“可给我谈谈你自己吧。呵,这么多年了。” 
“说来话长,一千零一夜也讲不完,而咱们只有两个小时。还是先谈谈你自己和孩子们吧。” 

记忆的闸门打开了,过去三年里纠集成一团的记忆:别离的痛苦、凄凉的岁月、不眠的长夜。无止无休的屈辱、孤零零看着远离父亲的孩子一天天长大、每天挣扎求生中一桩桩、一件件的小事。在如此孤寂的漫长岁月之后,我是多么渴望将这一切向他倾诉!可是,他受了那么多苦难,我怎么能给我心爱的人再增添负担呢?于是,我告诉他我一直很好,白天打字,晚上和星期日跟丁丁玩。一丁是个五岁半的大孩子了,长得很好,很乖,能够一字不顿地背十几首唐诗了。宁坤这时才听我说,一毛从上年春天起就住在姥姥家。她长得很漂亮,爱唱歌跳舞,再过几天就满三岁了。我说我答应过一丁,要带他过来看爸爸。 
“我不知道你该不该带他来。也许他该学会忘记,你明白” 
为了改变话题,我要他给我说说他自己的情况。“比起以前那个地方来,这儿怎么样?” 

“唉,”他叹了一口气。“我们本来天真地希望,这个在首都市政府直接管辖下的地方会实行比较人道的,或者说比较不那么不人道的政策,给我们较好的伙食和较少的折磨。在沼泽遍布的荒原上,我们的生活是无休止的苦役和难熬的饥饿。夏天蚊蚋成群,咬人吸血,冬天漫天风雪,照样出工。然而,那里至少有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可这儿,有的只是代食品和严管。北大荒有一点是我所喜欢的,那掩盖万物的白雪,它消弥一切,令人忘却。但愿我能忘却!” 

“你必须耐心,宁坤,”我尽力安慰他。“妈妈要我捎话给你,让你耐心忍受一切。她说你没有做错事,不过好人往往要受苦受难的。也许,他们不久就会放你出来吧,既然政府已经无力养活犯人。这是谁也说不准的。”“真是说不准的!可笑的是,他们总爱说,右派是什么‘人民内部矛盾',‘通过强迫劳动彻底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之后,就可解除劳教。那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永远!全凭捉摸不定的党的政策!我的生命,咱们的生命,全在他们手里。生死无定,朝不保夕!”稍停之后,他无力地微笑着说:“确实,我必须耐心,怡楷”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真找不到一句话来安慰我饱经忧患的丈夫。 
“我很高兴来到这儿亲眼看到你的病情。” 

“你来得太好了。我已经觉得好受些了。你是第七个来探视我的亲人。难友们当然羡慕我得到的食物,但他们更加羡慕的是,在我危难的时刻,我的亲人们和我站在一起。正如你常说的:‘人并不是单靠面包生活的。'千真万确,即便在面包意味着生死存亡的时候!在绝望的时刻,我曾在心里呼号:‘同胞们,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以至你们要把我扔给狼群啊?'荒原上真有饥饿的狼群,夜晚我听到过狼嗥。接着,我就想到我的磨难并不是人民造成的,我有什么权利责怪人民呢?我对人民有过什么用处吗?后来,我就责备自己不该顾影自怜。我的亲人们都受我株连吃尽苦头,但是,他们一听说我快要饿死,不是就接二连三赶来,用食物和爱心来救我的命吗?” 
“你不该这么责备自己。你蒙受无枉之灾。只要你好生照顾自己,尽快恢复健康,你的亲人们都会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的。” 

“你说得对,我必须这么做,才不致使大家的关心和牺牲付诸东流。你四哥有没有告诉过你,他来给我送救命粮时,我把他要当中饭的两个窝头抢了过来?我那不知羞耻的行径必定使他感到震惊。我已经没有你过去赞赏的高尚情操了。” 
“他看你饿成那样心里难过极了。” 

“人的身体是何等脆弱啊!几年时间的营养不良,几个月天天捱饿,就会使一个人变得不成人形。然后就得花不知多长的时间才能将他从死亡边缘拉回来。有些人连拉都拉不回来了。而更坏、更可悲的是饥饿会使人道德沦丧。一个忍饥捱饿的人肯定成不了‘宇宙的精英,万物的灵长'!为了自己存活,一个饿得要死的人就不惜抢夺他人的食物,就像我抢你哥哥的窝头一样。饥饿历来都是战争中的可怕武器,可现在我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到,饥饿被用作和平时期的一个致命的武器。” 
“你想得太多了。你太累了。你的草包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呵,有的,我差一点儿忘了。大哥给我送来不少吃的,其中有几个大鸭蛋 。我只剩下一个了,好大的。咱们在老王的小炉子上煮煮吧。” 
宁坤从草包里拿出那个大鸭蛋,脸上露出孩子般的得意微笑。 
“你瞧,还有我在地里捡的柴火。” 
“你喜欢怎么吃?”我问他。“我好久、好久没给你做过吃的了。” 
“咱们煮煮吃得啦。我来生火。我在荒原上宿营时学会了生火。”蛋煮好后,我递给他吃。 

“不,不,咱俩一定要分而食之。你和我已经好久、好久没在一起吃过饭了。”说着,他便用老王那把生锈的菜刀把蛋切成两半。“给,一半儿给你,一半儿给我,否极泰来!” 
三年多以来,这是我俩第一次在一起进餐。这是否也会是最后一次共餐?我不敢往下想。 
宁坤吃完蛋后开始说:“现在我要给你讲个滑稽的小故事,这种事只有在这种地方才会发生。我差不多成了放高利贷的人。” 
“什么意思?你向难友放高利贷?你哪来的钱放债?” 
“比那还坏。我借食物给一个捱饿的人,他答应加倍奉还。” 
“他真的加倍还给你了?” 
“他要是能还就好了,可怜的老刘!” 
“你是说他” 

“我给他挖了坟,下了葬。他当初在炕上睡在我的右侧。在大学里他是运动员。是他的死把我吓得写告急信的。我不愿不见你一面就走掉。但是信一寄出我又后悔,反而希望你来不了才好” 

“你独自承受痛苦的时间太长了,宁坤。你早就该写信教我来,老早就该写的。”我埋怨道。我的喉咙堵住了。“我回去一定和哥哥们商量,我们必须”我没说下去,因为我还一点主意也没有。“你必须自己保重,不要着急,不要担心。我只有一个星期的假,但我会尽一切可能再来的。” 

我沿着那条寂寞的崎岖小路走回车站,我的心沉重地负载着宁坤所身受的苦难和痛楚,负载着对我们前途茫茫的忧虑。但是,在那个昨天的劳改犯的小屋里两小时的团聚也增强了我对生活的信念。宁坤在那小炉子里点燃的火焰一路上在我心头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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